摘要：文章立足政府、市场、社会共治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的时代要求,认为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历程政策工具基本形成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相互组合的基本格局。采用国际惯常政策工具分类的概念模型,选取2006—2019年中国政府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所实施的政策工具数量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GRA—VAR模型,综合评估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治理效能。研究发现: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与食品安全风险总值的平均灰色关联度分别为0.807、0.779、0.771;食品技术标准、政策宣传、投诉举报分别是9项强制型、12项引导型、4项自愿型政策工具中与食品安全风险总值灰色关联度最高的3项细分工具,关联度在全部25项细分政策工具类型中分别位列第4位、第1位、第2位。总体而言,强制型工具治理效能显著,而引导型和自愿型工具尚未发挥应有的治理效能。据此,需要深化改革与完善政策工具体系,提高政策工具的科学性、靶向性等。

摘要：食品安全风险演化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具有内在的演化特征,科学总结其演化特征对完善中国式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食品安全风险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演化现实的考察,提出食品安全风险库兹涅茨假说,重点从自然性、人源性双重引发因素出发,探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食品安全风险演化的内在机理,从理论上解释食品安全风险的演化规律,剖析食品安全风险倒“U”型曲线形成的逻辑机理,为研究经济发展与食品安全风险之间的关系提供有益启示。并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提出应以科学聚焦食品安全主要风险,动态优化政府、市场、社会共治体系,多措并举提升风险治理能力为重点,进一步完善中国式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创造性地就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做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的重大决策。以历史定位与战略目标、实施路径与基本保障等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的食品安全战略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四个最严”为基本遵循,社会共治为运行体系,回答了进入新时代后涉及人口如此之多、对国计民生影响力如此之巨、治理难度如此之大的食品安全工作领域“治理什么”“谁来治理”“怎么治理”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理论体系,向世人展现了科学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中国方案。

摘要：本文从政府治理公共社会事务政策工具产生与演化轨迹的视角,重点剖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进程中政策工具的演化逻辑。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起点各不相同,但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轨迹却基本一致,皆经历了从强制型工具为主演化为强制型工具与引导型工具相结合,并最终趋向于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相互融合的动态演化过程。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共同特征,其本质体现了一个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变迁史,而差异性主要由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社会发展所处阶段与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的不同而产生。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完善既要科学把握全球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普遍性,又要从本土的实际出发,促进并努力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主体间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的均衡与匹配。

摘要：作为有限理性消费行为的表现方式,诱饵效应较为普遍地存在于消费者商品选择购买的决策行为之中。为研究食品消费行中的诱饵效应,以江苏省无锡市241位消费者为样本,以猪肉作为食品的案例,基于消费者偏好的独立性公理和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设计了包含三个情境的对比实验,以含有外观与价格属性的普通猪后腿肉为参照,分别研究了在可追溯猪后腿肉信息、价格属性与可追溯猪肉信息、外观与价格属性框架下消费行为的诱饵效应。研究表明,消费者在普通猪后腿肉和可追溯猪后腿肉的消费行为中均存在诱饵效应,普通猪后腿肉的外观属性的诱饵效应强于价格属性,而可追溯猪后腿肉的可追溯信息属性的诱饵效应则依次强于价格属性和外观属性,且反映食品质量安全的属性更容易触发消费者对猪后腿和目标猪后腿肉间的权衡比较,其产生的诱饵效应更强。

摘要：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通过梳理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可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不仅仅是食品生产商、供应商或政府相关部门等方面的原因,食品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和治理同样起到重要作用,其差异化的食品安全消费态度和行为也显著影响食品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行为选择。现有研究大多针对消费者食品安全消费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相关方面进行分析,往往忽视了消费者食品安全消费态度、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客观差异现象。本文基于我国20个省份500个自然村实证调研数据,在引入空间地理分析概念的基础上,采用空间相关性检验的全局Moran’I指数分析农村食品安全消费、意愿和行为的大致集聚分布状况;再进一步利用局部Moran’I自相关指数分析判断相关具体集聚区域;最后通过消费态度、意愿、行为集聚区域的不一致性验证区域农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与行为差异的现实存在,对我国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具体差异状况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普遍持有较高程度的食品安全消费态度;2食品安全消费态度与食品安全消费意愿、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3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主观规范作用、感知行为控制影响、农村消费者固有消费习惯障碍、安全食品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政府监管认证力度不足以及相关政策制度缺失等。最后,文章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具体包括:加强安全食品报道和宣传;加大科技技术投入力度;健全农村食品安全流通市场体系;加强食品检验检测等。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4省份397个生猪养殖户调查数据,引入损害控制模型(damage control model),分析了生猪养殖户使用兽药的边际生产率。本文建立兽药使用的回归模型,将由此回归模型得到的兽药使用成本预测值代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及损害控制模型以处理内生性,所得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害预期损失、兽药平均价格以及养殖规模对兽药使用成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不同类型兽药的使用成本而言,养殖监管水平、参与养殖技术培训情况以及养殖信息获取便捷程度对保健类兽药的使用成本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治疗类兽药的使用成本并无显著影响;对于治疗类兽药来说,损失厌恶是导致其使用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其他相关因素影响较小。此外,根据损害控制模型的估计结果,本文发现,兽药的边际生产率接近于0,表明所调查地区生猪养殖户已经过量使用兽药。

摘要：消费者是安全食品的需求方,其消费意愿能否有效转换为真实的购买行为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安全食品的市场发展潜力与可持续性。基于对江苏和安徽两省12市984名消费者实地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支付行为偏差普遍存在,特别是在有购买意愿的消费群体中,意愿与行为间有较大差距;食品市场安全满意度与家庭年收入是偏差的重要成因,年龄、受教育程度、认证标识信任度、对安全认证食品的了解程度、购买渠道的便利性、购买条件等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着偏差的形成。因此,政府需要加强对公众的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提升居民对安全食品的了解程度与信任水平;生产商与销售商要进行积极的产品推广与渠道拓展,提高公众购买安全食品的便利性,同时优化安全食品的生产流程,降低营销成本,提升居民的购买能力。

摘要：基于产业定位、产业科技、产业开放性的视角,全景式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不同时期我国食品工业的发展情况,归纳了食品工业发展取得的主要成就,总结了食品工业发展的基本经验。在基本经验方面: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握好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上与利用国际市场的关系,坚持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中国人手中不动摇,持之以恒地解决与保障食品数量供应。二是顺应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基于主要矛盾的转化,把握好食品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间的关系,与时俱进地推进由数量保障向质量保障的历史性转变。三是基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特点,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逐渐明确食品工业的产业定位、实施积极的科技政策,引导扩大产业开放性,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既确保食品工业的市场属性,又保障民生产业的社会属性。四是加强食品工业自主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到的。保障食品数量与质量安全是有国界的,把握好独立自主、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的关系,在努力吸收世界食品工业文明成果的同时,牢牢掌握食品工业自主创新的主动权。

摘要：基于前景理论,考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食品生产者的心理特征,构建三方受益感知矩阵,并进行合谋监管的博弈分析,得出了合谋监管的均衡条件。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和食品生产者的心理因素是影响合谋策略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央政府要紧紧围绕改变合谋双方的主观感知来防范合谋,通过制度设计,实施差异监管,加强信息曝光,完善声誉机制,形成心理威慑效应,改变地方政府和食品生产者对合谋的成本收益的主观感知,以抑制合谋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