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1920年开始,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走过了80余年的历程。在不同文化思想的影响下,作家们秉承着不同的创作立场和创作方法,形成了乡土小说的多重创作形态。其中有鲁迅开创的文化批判型,茅盾为中坚的政治功利型,废名和沈从文倡导的文明怀旧型,还有赵树理为代表的乡村代言型。不同的创作形态体现出不同的审美追求和艺术特点,相互之间也构成了复杂的关系。90年代后,乡土小说创作形态呈现出新的发展和变异。

摘要：初唐时期在诗歌理论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但是 ,前人对初唐诗歌革新理论的认识还存在着某些误解和偏差。本文认为 :高宗、武后时期已基本肃清了浮靡轻艳的齐、梁诗风的影响 ,杨炯、卢藏用、王勃的有关文章与陈子昂的《修竹篇序》一样 ,都是讨伐齐、梁诗风的檄文。初唐诗风的转变 ,主要是诗歌内部矛盾斗争的必然 ,也是许多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结果 ;追求浓烈的情思和高昂的基调 ,倡导“风骨”、“兴寄”、“风雅”,正是矫正南朝诗风的正确途径。其实质就是主张诗歌创作应该密切联系社会实际 ,干预生活 ,干预政治。初唐时期的诗人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完善了律诗这一形式 ,律诗在比“沈宋”略早的“四友”,特别是杜审言的手中已经成熟。

摘要：新时期以来,走出去成为中国电影界发展前行的重要动力。几十年后,在新形势下,中国电影走出去遇到了困难,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现状?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困难?甚至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电影走出去?这是文章要努力思考和探索的。

摘要：在创作《日瓦戈医生》的过程中,帕斯捷尔纳克曾反复考虑怎样为这部长篇小说命名,先后设想过若干不同的标题,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所有这些题名,采用了最能体现作品主题的书名"日瓦戈医生"。不过,这些弃用标题或着眼于作品的形象体系,或表达出作家的生死观,或标明小说的叙事空间,或隐喻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心灵感应,均从特定侧面表征出作家艺术构思中的某一侧重,并彼此关联,共同显示出作品的丰富意蕴。考察和解析这些弃用标题,有助于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这部作品的深广内涵。

摘要：在李安执导的《家庭三部曲》中,《推手》和《喜宴》带有一定的奇观意味,《饮食男女》则从最平凡的饮食和婚恋切入,通过一组群像式的人物及其不同的性格和行为模式,来展现中国文化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以及它与外来文化碰撞之后所呈现的新特征。《家庭三部曲》既表现出对父辈的关爱和同情,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权进行了解构,并对中国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局部性的颠覆。细腻严谨的视听语言、温柔敦厚的叙事态度和中国文人式的幽默是《家庭三部曲》主要的美学特征。

摘要：虽被弗吉尼亚·伍尔夫本人称为"戏作",小说《奥兰多》却因与文学传统的对话,可以被视为一部经过激进改写的英国文学编年史。作为伍尔夫唯一一部拥有乌托邦结局的长篇小说,它对男性中心的文学史叙述的质疑、对"时代精神"束缚女性创造力的反思乃至双性互补写作理想的提出,为读者领会伍尔夫的自由写作梦想提供了重要参照。

摘要：乔伊斯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他在年轻时宣称脱离教会,但宗教传统却从未从他的作品中退场。乔伊斯称自己是一个自由思想的典型,他在小说创作中对宗教传统的运用也基于这一身份和艺术家身份的结合。他推崇托马斯·阿奎那,后者的神学体系为他带来了美学上的启示,在有意或无意的误解中,他剥离了阿奎那美学思想的神学性,创造出强调审美主体的“领悟”的美学体系。在乔伊斯的小说中,在人类身上重演神明的故事是宗教传统的又一重要呈现形式,通过类比、反讽等方法,一些宗教人物和典故也成为塑造人、表现人性的武器。

摘要：先锋小说以非政治化为诉求的话语变革,是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重要现象。在先锋小说的叙事话语之中隐含着政治话语,叙述艺术表现了特殊的政治美学。先锋小说对“意识流”的发现,揭示了一个政治无法彻底统治的内心世界的存在,颠覆了政治的理性统治。存在的探索和存在感的凸显,还原了现实政治的真相,表现了特别的政治精神。先锋小说的“卑微观点”,则从“小”角度解构政治意识形态的“大话”。叙事视点本身的显现,构成了小说叙事话语的自赎,是对叙事权力本身的反思和反叛。先锋叙事的政治智慧,也可以反观政治美学的深层结构。

摘要："诗言志"命题以典乐文化为语境生动描绘了先秦时期的典乐演诗艺术形态,描绘中充分体现了对诗的道德教化功能的重视。周代"乐德"教化凭借"演诗言志"象征地、诗化地进行政治秩序的示范与伦理观念的规范,实现宗法政治思想体系的建构与民族精神品格的确立,由此决定了"言志"之《诗》与"乐德"教化之间的密切对应性,因此以周代典乐文化为特定语境的"诗言志"命题实质是对"乐德"思想教化实践意义的总结,体现了周代诗学观念的政治自觉。

摘要：杭约赫在其重要的长诗《复活的土地》中,有意地模仿艾略特对现代城市生活的一些写法,尤其是那些表现物的压迫性、主动性和人的被动性、脆弱性的隐喻,成功地展现出城市对人的异化和毁灭。然而,一旦他转向对宏观历史和所谓"新世界"的表现,"革命现实主义"的思想框架和修辞策略又占据了统治地位,"我"与"世界"的紧张对立消解了,乌托邦想象像催眠术一样麻醉了诗人的感性和理性,诗歌的艺术和道德认识水准明显下降,被杭约赫无意中撞开的现代修辞学大门又被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