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语言观察和数据统计基础上解析日语"吐槽"借入汉语后的语义泛化问题。"吐槽"语义泛化促使"吐槽"本土化、"吐槽"构词能力和组合能力发生变化,同时也带来一定的语言负面影响。文章还进一步探讨了新词与固有词的抉择问题、本土化新词继续动态观察的问题、日本动漫文化对汉语词汇影响问题。

摘要：1937年至1938年之间,中国现代作家在武汉集体释放出强大的文学"音波",以"传声"为主旨的武汉抗战文化对中国抗战文学的艺术格调产生规约效应。武汉抗战文学之所以呈现鲜明的"音乐性"风格,武汉"知音文化"发挥了一定作用,它加速抗战激情的酝酿与发酵,影响抗战文学的生产节律、体裁选择和艺术创新。考察武汉抗战文学的艺术内质,既能揭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规律,亦可展现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新路径。

摘要：文学是否只是表达了“稀释了的思想”，是一个事关跨学科比较研究是否有价值的重大问题。西方传统哲学认为文学艺术中只有“肤浅的见解”，影响了思想比较的深入。浪漫主义的文学独立意识实际上为跨学科比较奠定了合法性基础。20世纪现代关学个人主义颠覆了哲学至上论，论证了文学艺术是一个滋养“个体的心灵”的自律性思想领域，对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摘要：唐文宗修雅乐的动机不在音乐而在政治,即以此打击专权的宦官集团,这是它深受时人关注的根本原因。唐文宗修雅乐一事充分反映出中晚唐音乐发展又重新与政治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不过,其结果却是加速了音乐的俗化进程。

摘要：闻一多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留学美国,直接置身于美国意象派营造的新诗运动的文化氛围之中,引燃了诗歌创作的激情;他深受意象主义诗学理论和弗莱契、罗厄尔等意象派诗人的直接影响,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意象诗;他注重以意象主义诗歌为摹本,努力创造出浓丽、繁密、含蓄、典型的诗歌意象,逐步构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意象艺术世界。

摘要：陈明是当代戏剧界颇有影响的地方戏剧作家,获得过"文华剧作奖""曹禺戏剧文学奖"等多种戏剧创作奖。陈明跨界小说与剧本两种叙事文学创作,剧作家陈明其实是以小说家陈明为内在支撑的。陈明的小说,通过"探亲"情节连接的战场、军营、乡村场景,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圆形人物形象,突出地呈现了军人们在胜负、美丑、情欲、名利中挣扎的内心世界。那经过军营过滤了的乡土情结,情境化氛围的小说意境,使得陈明小说呈现出诗化小说的美学风格,这种美学风格,在其后的剧本创作中有更符合"戏味"的继承与发扬。

摘要：文艺大众化的历史建构贯穿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从"五四"到三十年代是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建设期,知识精英为文艺走向大众设计了多种预案,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终未能开花结果;抗战开始后,随着历史环境的骤变引起的文化中心的散落,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大众文艺被众多知识精英所激活,并在短期内形成初潮。但随着多数文化人在内地陆续定居,这一初潮很快悄然退去;然而,在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艺大众化却一路走强,在权力中心、本土作家、外来知识分子以及农民大众的合力作用下,到了四十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乡村文艺主流化。反思这一建构过程得出的结论是:文艺大众化是历史的选择而非新文学的方向。

摘要：大众文化超越文化这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在文化批评领域被忽视或被粗暴地排斥在批评的视野之外。论文从文化的延伸迁移、大众文化对高雅文化的整合和大众文化转化经典艺术范型等三个方面探讨大众文化的超越文化特征;同时,对大众文化超越文化在批评中被排斥的现象作必要的分析。

摘要：赵树理和孙犁均是延安文坛的代表作家。与“五四”一代作家相比,他们更多地继承了民族文学自身的传统。在创作主题上,他们坚守着中华民族数千年一脉而来的道德伦理和性情本色。在艺术方式上,赵树理主要将传统的话本评书资源纳入小说创作的现代建构;而孙犁则将古典诗词散文的审美格调和韵致作为小说创作的内在诉求。不同的路径选择带来了两人不同的命运变迁。

摘要：与以往的喜剧类电视节目有所不同,《欢乐喜剧人》在语言风格的突破和创新上,引来了诸多业内人士的关注和热议。节目不仅丰富了以往小品类电视节目的舞台表现内容,更促进了小品艺术对于现实主义的解构与深入,同时也将相声这一传统"语言包袱"式的艺术形式带进了观众视野。此档节目不仅打破了传统小品类电视节目的叙事模式,更赋予了小品艺术时代性的特征,这无疑是当下小品艺术创新发展颇具代表性的节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