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社会是风险社会,是因为有越来越多不期而遇的危机事件袭来而使社会呈现出风险社会的性状。近代以来的科学是出于预测未来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上,科学也一直通过对世界运行规律的把握去实现对未来的预测。然而,20世纪后期开始,当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科学预测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与科学预测相应而生的制度是近代以来一切社会活动和行动赖以展开的基本框架。制度是建立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的,因而制度能够有效地化解复杂性和降低不确定性。与科学预测一样,制度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有时也可能出现功能失灵,甚至在人们应对危机事件的行动中产生阻碍。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出于应对危机事件的需要,必须对制度的某些存在方式及其功能进行重新设计,把制度框架下的行动转化为行动中的制度,并从时间的网络化方面去思考制度的建构问题。

摘要：《方案》的出台,深刻地体现了中央政府彻底摒弃碎片化政务服务和大胆迈向整体性政务服务的勇气和决心。实践证明,单纯依赖互联网平台和办公自动化技术的电子政务服务过于扁平化,服务体系缺乏主动性、精准性和整体性。不仅如此,“重电子,轻政务”、“重技术,轻服务”的技术倾向还造成了政务服务的碎片化问题,与碎片化政务服务相反,整体性政务服务特别强调以公民需求为导向,以信息技术为载体,以协调和整合为路径，以消解碎片化政务服务带来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目标冲突化、信息孤岛化、服务分散化等问题为抓手，最终实现为公民提供方便、快捷、无缝隙的一体化政务服务的目标。

摘要：权力配置作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阐发完善权力制约机制时正式使用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权力的结构安排。从权力配置的思想脉络来看,大致分为非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大流派。非马克思主义权力配置思想大都包含对权力进行分解并彼此形成一定制约关系的理论逻辑。其最终以分权制衡思想模型而相对固定下来并被部分西方国家付诸实践,但其既存在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又存在无法确保权力运行高效化的弊病。与权力配置的分权制衡模型不同,马克思主义权力配置思想更青睐"权力属于人民"原则,主张实现代议民主与人民主权的辩证统一,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的权力制约实践拓宽了理论视野。就权力配置的原则设定而言,虽然马克思主义权力配置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权力配置思想存在理论分殊,不同国家的权力配置实践也无法简单移植,但是权力受限、权力法定和权力效能则是在以权力的科学配置来推进权力的有效制约时应当遵循的三个原则。

摘要：整体开发、整体推介、整体运营的城市综合体“打造”模式不乏失败案例,苏州活力岛地区的案例表明,城市综合体空置的直接原因是未批先建导致的法律性问题,但根本原因在于“大干快上”的CBD物质空间建设热超出了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区际区内过度竞争导致商业业态与空间的低端锁定,交通组织与城市设计不合理。精准定位,社会经济实力提升,深化改革、依法行政,道路建设与公交优化,国家城市设计改革从经济、政治、交通、技术层面提高空置城市综合体TOD再开发的可行性。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将乡村问题的解决置于一个新的战略制高点上。乡村的振兴不仅是乡村内生发展的需要,也是乡村外部群体追求田园式乡村生活的需要。我国首个"国际慢城"——高淳桠溪作为一个新的地域空间,就是顺应这一要求对原始空间进行设计与再造的结果。它代表了与城市发展迥异的乡村复兴道路,但在改造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绝对空间碎片化、抽象空间阶层化、差异性空间倒置化的问题。因此,要妥善处理好乡村"慢"发展与社会快速现代化之间的张力,重建乡村发展秩序,维护乡村空间正义,最大化地挖掘乡村空间的附加值。

摘要：退休是劳动过程的终端,退休权利构成劳动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延迟退休、男女同龄退休等问题的论争,折射出劳动伦理的主题延伸:即从"在岗"引向"离岗",从"劳动"引向"劳动者"。这种延伸的实质是对人性尊严、生活质量、生命价值的尊重、反思和求诉。"延迟退休"究竟是政府的一厢情愿还是发展的大势所趋?"男女同龄退休"的制度设计能否解决男女平等的问题?"延迟退休"会否带来新的伦理问题?这些都需要经过严谨的劳动伦理检视才能给出客观的理性回应。

摘要：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展现一个国家建构、成长与发展的重要维度。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总体上经历了由“纵向吸纳”到“弹性治理”、再到“横向协同”演变的逻辑主线,展现出权力与权利彼此互塑、互嵌、互动的良性博弈样态。从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创新的角度出发,这一历史逻辑嬗变的过程主要是由国家治理的历史方位、实践体系以及主体结构三个次级逻辑构成。在新时代,国家与社会关系仍需要在坚守国家逻辑的同时,与社会力量形成包容互动的良性关系,循序抵定持续成长与秩序稳定的“中国之治”,并通过“理念—结构—政策”配套组合集顶层设计、中观制度与微观政策的治理体系,持续释放治理合力。

摘要：立足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双重审察发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流程包括设计项目、编报预算、组织购买、履行合同、绩效评价等五个环节。针对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表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涉及购买主体、承接主体、消费主体和评价主体等四类主体。其中,购买主体、承接主体和评价主体都有特定的构成范围,消费主体则因公共服务的不同或行政区域的差异而存在一定差别。流程—主体分析框架为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识别和防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提供了一个相对有效的结构化的解释图式,有助于增强风险识别与防范的全面性、系统性和科学性。根据流程—主体的分析框架可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每个环节都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风险,且这些风险由不同的主体所引发。从适用限度来看,流程—主体分析框架至少可以扩展到对所有政府行为和人为风险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