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孟、庄心学都关注心体与工夫的开掘。孟子说性善,以性善推论王道正义;庄子主性真,以性真推演生命自由。孟子“集义”“养气”“践形”“舍我其谁”的伦理心境,意在凸显道德主体性的诚明及道德实践的庄严崇高,觉解伦理原则的共性并走向“同美”的道德世界;庄子“集虚”“听气”“忘形”“淡然无极”的审美心境,意在消解审美活动的主观性,营造一种虚明空灵的开放胸怀,吞吐万象,涵融心物,感悟生命之美的个性,走向“大美”的艺术天地。一个唤醒道德自律,一个体验审美自由,儒道互补,美善相蕴,共同推进了战国中期心灵哲学的崛起。

摘要：法律正义是法律制度设计、执行应该遵循的核心伦理价值观念,法律正义观是人们关于法律制度正义的总体认识。马克思从劳动哲学出发,在批判西方传统法律正义观特别是资产阶级法律正义观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正义观。马克思认为,法律正义建构在物质生产劳动基础上,超越社会物质生产发展阶段的抽象的法律正义在现实社会中不能真正实现,法律正义是抽象与具体的对立统一;资产阶级法律正义的本质是论证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合法性,社会主义法律正义的本质就是维护劳动权益最大化的合法性;维护以按劳分配为核心的社会物质利益分配方式是社会主义法律正义的基础。

摘要：“平远”观念由北宋郭熙提出并得到当时文人的接受和倡扬,进而宋元山水画的图式结构由宋前期的“高远”“深远”而转向了“平远”。“平远”图式呈现为视觉、虚实和时空图式,从而使其观照方式生成为静观、游观和妙悟的特质;这种图式特征建构了平远山水的“意外之趣”和“平淡之境”,彰显出超越逍遥、平宁淡泊之生命境界,同时,此图式结构亦衍生为一种“文化记忆”,支撑并活络在文化生命里。

摘要：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冀皮影戏,在戏曲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冀皮影戏以民间艺术为文化土壤,充分吸收民间音乐、美术、戏曲、方言、雕塑等民俗文化的精华,形成冀东、冀中和冀南不同的影戏审美特色。冀东浓郁的方言结合独特的“掐嗓唱法”自成一派,冀中的剪纸、武术、杂技等民间技艺融入表演,丰富了影戏的艺术表现,冀南的风土人情、历史人文景观,为影戏提供了多样的素材。此外,各地区的民众信仰是滋养冀影戏的文化土壤,形成酬神赐福、警世劝善等影戏主题,使影戏艺术成为寓教于乐的方式之一。

摘要：被誉为我国现存最高且最完整的青铜大立人像,于20世纪80年代在四川广汉惊艳出土。器物主要由青铜人像和青铜方座两部分组成,其造型精妙绝伦,既表现出庄严肃穆的艺术形态,又反映了蜀地的历史文化信仰。尽管众多学者已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视角对青铜大立人像进行了考察,但关于其艺术造型和美学意义的研究寥寥无几。鉴于此,文章以目前已有的讨论商代晚期的艺术特征及美学思想的研究为基础,从艺术视觉的角度对大立人像的造型特征进行考察,探究古蜀地区特定的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因素对其造型的影响,尝试解读图像纹饰作为符号的精神意涵,揭示大立人像的美学意义。

摘要：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冀皮影戏,其影卷是影戏的主要文学形态,也是影人表演的文字参照。冀影卷承载着影戏的叙事方法和文化内涵,其题材的选择、情节与人物的设定、程式化的设置、民间地域文化的融入形成了冀影卷独特的文学魅力。其活态化表演中的词格、韵辙和唱腔在丰富了影戏艺术表现的同时,也形成了冀影戏独有的审美意蕴。在中国戏曲文学史上,冀影卷在丰富了戏剧叙事文学的同时,也因方言、程式化和通俗的文学特色自成风格。

摘要：牟宗三认为,文艺是图像的象征。在牟宗三看来,文学艺术所表达的不仅仅是某种苦闷情绪,更是一种形式化的图像,这反映了牟宗三对文艺的理解,即把文艺视为一种媒介,用于传达作者低回的产物。文艺及其所象征的图像包含了时间和空间维度,并由时空的组合建构起一个文艺作品的现象形态。在诠释学的视域下,这一文艺作品的现象形态便是作为“象”而存在的,读者应该把这一作品视为直接所与,而不应存有先在预设。读者应该直接透过文艺图像去理解作品的内蕴和作者的生命,这表现了牟宗三对文艺作品本身的尊重。

摘要：艺术欣赏活动一般被认为是超越性的,但欣赏者是在有限的时间中进行艺术欣赏活动,特别在时间艺术中,艺术更深入主体的精神世界。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把美定义为“理念的感性显现”,并且根据显现的不同方式分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艺术,这三阶段的主体性经过由少到多的辩证发展,其中主体的真正出现在浪漫型艺术的时间艺术阶段,这是美学体系的最后阶段,也标志着艺术的终结。

摘要：夏目漱石在《旅宿》一书中构建了一个浪漫的艺术世界,他称之为“非人情”世界。这样的“非人情”世界是与现实世界对治的,以弥补现实世界的种种不堪;同时“非人情”的世界又是不离现实世界而独存的,它就是现实世界本身,需要人们以自己的“艺术的心”来发现它。因此“非人情”最初是作为一种艺术理论得出的,最终的指向却是一种艺术化的、审美化的人生境界。

摘要：精准扶贫作为国家向地方输入福利资源的重要工程,在资源输入过程中却常与实际设想偏离,衍生出农户"争贫"的举动。这种意外性现象实质上是扶贫场域中的农民行动者出于利益争夺所做出的一种策略性行动。遵循制度设计与经济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分析思路,在承认国家政策与现实脱节的事实前提下,尝试阐释"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对小农心态的转变起到的催化作用。而基于以上摸索路径与现实的扶贫困局,正确的化解之道还需"米提斯"思维的嵌入,也就是地方性知识、小农生存智慧等特质必须要纳入到扶贫政策的设计中去,才能实现精准扶贫在村庄场域中的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