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迈入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对法治人才的需求日益强烈。法治人才的培养是新时代以来的重要工作,法律硕士专业化职业化的培养方向、应用性的培养要求决定了其在法治人才培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法学教育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在新形势下,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硕士的培养出现了一些痛点和难点亟待解决。法律硕士培养的目标定位是“专门型、应用型”“专门型、复合型”人才,但在具体的培养工作中,却出现了培养目标的同质化或模糊化、培养内容的趋同化、双导师制度机制不完善、教学模式保守化等困境。为此,有必要从明确培养目标、以培养目标和社会需求为导向设计具体培养方法、完善双导师制度、优化产教融合等方面,针对法本法硕和非法本法硕的不同特点,调整和完善当前的法律硕士培养模式。

摘要：宋代司法官员在宋代社会的变革形势下,既继承了前代重视调处的传统,又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形成了富有时代特色的调处艺术。即,以查清事实、分清是非为基础;不拘泥于法条,注重从情感上加以感化;在方法上善于借助当事人亲朋好友的力量;尊重当事人意愿,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一般亦允许结案。宋代司法官员的调处艺术作为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一部分,值得当代中国的司法调解工作借鉴。

摘要：试论宋代士大夫司法活动中的德性原则与审判艺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之二●陈景良两宋士大夫承儒家卫道弘毅之精神，挟道自重，学贵创新，在司法实践中融人文精神于德性原则与审判艺术之中，胸中流淌的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悲愤意识。从此一角度研究宋代法律文化，乃至中...

摘要：应用软件隐私政策不仅是应用软件服务协议的一部分,还是应用软件企业承担数据保护责任的体现。应用软件的隐私政策除具有合同属性、社会承诺属性外,还应是'公司治理'与'行业自律'的一种体现。我国应用软件隐私政策虽然受法律的影响在文本上进行了调整,但是仍广泛存在隐私政策出场、数据收集、数据留存期限、数字广告推送、数据安全保护以及数据的共享、披露和转移等方面的合规问题,应从'克服集体行动难题''问责'以及'行政监管与公司治理、行业自治相结合'3个方面来实现应用软件隐私政策从文本走向实践的合规审查。

摘要：通过研读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学说和判决,可以发现,我国法律界关于证明标准相关概念的理解并不准确,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也颇多混乱无序之处。证明标准的功能主要不在制约,而在引导。未来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设计中,应摈弃英美法系的客观化表述方式,回归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模式。由此留下的规范真空,则可通过司法判决的日积月累,逐渐填补。

摘要：经营者对企业破产的个人责任是企业法和公司法关于经营者义务在破产法上的延伸 ,同时也是公司法上强化对债权人利益保护思潮的直接产物。确立经营者对债权人的个人责任实际上是基于对无担保债权人利益的考虑 ,因为无担保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的地位相对低下 ,并且现有的一切制度设计尚不可能改变无担保债权人的这种地位 ;再者 ,现代企业独立人格制度的推行以及与此相伴而生的投资者有限责任的适用又使投资风险普遍地借助于立法的方式强制分散或者转移给无担保债权人。本文以我国企业破产法上的相关规定作为论题的切入点 ,对确立经营者个人责任的理论依据、个人责任适用的场合、经营者承担个人责任的方式等内容主要运用比较的方法作了阐述和评价。

摘要：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建立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农地权利体系,既有理论辩护,又有实践运作,更有政策支持,似乎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但"分置论"面临诸多困境:法律逻辑颠倒了,政策阐释有疑问,实践中也引发了不少问题。其根源是:试图将土地保障功能和财产功能、价值上的公平和效率理念都设置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不同程度地忽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制度功能。改革方向是,通过整体性思维,重新审视和构建农地权利体系不同制度间的功能设计和相互协助。具体做法是,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性质的权能,使之成为真正的财产性权利;在集体土地所有权框架下充实成员权应有属性,使之成为可靠的保障性基础;同时积极跟进配套保障制度。

摘要：法律本身具备的外部设计性与组织性、内部抽象性与前瞻性是良好社会秩序形成的关键要素,司法又是法律实施的载体,在社会治理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学界对司法参与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进路却不明晰,司法理性承载了司法对良好社会秩序的工具性价值,符合社会内部秩序规则的作用逻辑。司法理性的社会治理效用逐渐凸显,能够对社会内部秩序规则形成有效引导,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强化司法认同的"根本性"解决路径。司法机关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需做到统一标准与价值判断融合、从个案权威与司法监督中分析出司法治理性价值传导功能、搭建社会模仿平台、提升司法理性的扩扇面。

摘要：撇去不法收益之诉的引入,表明德国立法者选择通过传统的团体诉讼,而非借鉴美国集团诉讼的方式,来填补小额分散性侵害带来的法律救济真空。但是,该制度一出台即遭到各方责难,在迄今为止的司法实践中,也只发挥了相当有限的作用。表面上看,这是因为立法设计存在缺陷,但其根源其实在于团体诉讼作为一种群体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先天性缺陷。撇去不法收益之诉不是处理小额分散性纠纷的终极方案,但它提示了回应这一问题的另一种可能,并且展示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摘要：在我国,一些公司法上的纠纷无法适用传统的民事诉讼机制予以妥当解决。为了将"文本意义上的公司法"转化为一种"动态性的公司法",我国就必须对这种公司法上纠纷提供充分有效的司法程序机制。我国现行公司法的设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静态和常态的设计,这种设计必然是一种轻程序的设计,从而导致公司诉讼程序的严重不足。在诉讼程序上,我国现行的民诉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公司的自身价值的实现。重构我国公司运行的司法程序机制,需要来自实体法与程序法两方面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