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比较火车司机1996与2012年职业紧张程度的变化。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分别于1996年4月和2012年3月对某铁路局1 116名和1 002名火车客车司机和火车货车司机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职业紧张测量工具》对其职业紧张因素、职业紧张结局、个性特征因素、缓解因素和个体因素进行调查。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职业紧张因素、社会支持、自尊感和个体统计学特征对职业紧张的影响。结果 1996、2012年的客车司机年龄分别为（34.90±10.63）、（36.12±8.76）岁（t=1.64，P=0.102）；货车司机分别为（36.72±8.51）、（36.76±10.01）岁（t=0.10，P=0.921），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2012年客车司机角色模糊评分（17.67±5.30）比1996年（14.11±4.66）增加了25.23%；心理负荷和物理环境评分分别减少了36.10%和48.64%[2012年比1996年分别为（10.41±3.56）比（16.29±2.08）分、（3.61±2.18）比（7.03±1.65）分，P〈0.001]；睡眠障碍和负性情感评分比1996年分别增加了33.14%和28.97%[2012年比1996年分别为（18.04±9.20）比（13.35±4.00）分、（2.76±1.86）比（2.14±1.86）分，P〈0.001]。2012年货车司机睡眠障碍和负性情绪评分分别增加了57.75%和60.03%[2012年比1996年分别为（20.33±8.17）比（12.47±4.12）分、（2.95±1.70）比（1.87±1.81）分，P〈0.001]。货车司机职业紧张相关因素评分的变化程度总体上大于客车司机。与工作满意感得分超过均值的对象相比，1996年客车司机工作不满意感的相关因素主要为上级支持不足（OR=3.77，95%CI：2.23~6.37）;2012年主要为社会支持不足、物理环境不良和正性情绪少[OR（95%CI）分别为3.35（1.56~7.17）、3.61（1.91~6.80）、3.47（1.75~6.82）]。1996年和2012年货车司机工作不满意感的相关因素均为上级支持不足[OR（95%CI）分别为3.11（2.31~4.19）、2.59（1.84~3.65）]。结论 2012年火车司机职业紧张程度大于1996年，货车司机职业紧张程度大于客车司机，应该针从工作组织和内容的设计和组织管理方式等方面进行职业紧张的干预，以减轻火车司机职业紧张的程度。

摘要：目的探讨EYA4基因多态性与噪声性听力损失（NIHL）易感性的关系。方法在噪声暴露队列基础上，进行巢式病例一对照研究，采用1：2病例一对照设计。从2006年1月1日起，以中国河南省某钢铁企业炼钢和轧钢车间的6297名接触噪声作业工人为队列研究的源人群，随访至2015年12月31日，筛选其中双耳高频平均听阈≥40dB（A）定义为病例组，共292例，根据同性别、年龄相差不超过5岁、接触噪声工龄相差不超过2年的匹配标准，选择双耳高频平均听阈〈35dB（A）且双耳平均语频≤25aB（A）定义为对照组，确定对照584名；通过SNPscan^TM法检测EYA4基因的4个单核苷酸位点的多态性，采用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EYA4基因单个位点与NIHL易感性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单体型与累积噪声暴露量（cNE）之间交互作用对NIHL易感性的作用。结果纳入调查对象的年龄为（40．1±8.4）岁，接噪工龄的M（P25，P75）为[20．3（8．4，27.3）1年，接触噪声的范围最小值～最大值为80．2～98．8dB（A），累计噪声暴露量（ONE）的最小值～最大值为86．6～111．2dB（A）·年。在调整吸烟、饮酒、高血压和身高后，在噪声暴露水平〉85dB（A）组，与GG基因型相比，携带rs3813346TT基因型发生NIHL的0R（95％CI）值为2．12（1．21～3．69）。在CNE〉98dB（A）·年组，与TGC单体型相比，携带单体型CGT发生NIHL的风险的0R（95％CI）值为0．60（0．37—0．97），而经Bonferroni检验校正后，EYA4基因型与噪声的交互作用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结论EYA4基因多态性可能是NIHL的遗传易感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