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法国文学界在中国诗歌法译实践中认识到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在意义和语言形式上均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认为“诗不可译”。尽管如此,再现中国诗歌的意境和语言之美仍然是法国文学界的理想。18—19世纪中国诗歌法译有三种模式:传教士的索隐式翻译、专业汉学家的学术翻译和职业文学家的自由翻译。索隐式翻译是一种策略性偏离,汉学翻译力求忠实于诗歌原意,自由翻译则是创造性接受。从美学角度看,三种翻译模式之间并无明显界限,法国文学界对中国诗歌艺术的接受呈现涵化和本土化两个面相。涵化的典型案例是《玉书》发行,推动法国诗歌从格律体走向自由体;本土化表现为中国诗歌通过法语语言再现,意境符合译者所在时代的审美趣味。

摘要：维克多·谢阁兰受法国现代派艺术家的“现代意识”影响,提出“多样美学”理论。《古今碑录》是谢阁兰的代表性诗集。谢阁兰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创造性地植入“碑”这种中国古代文体,在诗集的布局谋篇上参考明堂的巡狩仪式,引入中国古代方位概念,把诗集分成《南面之碑》《北面之碑》《东面之碑》《西面之碑》《曲直之碑》和《中之碑》六大碑部,分别寓意“自我”“朋友”“女性”“敌人”“自然”和“多样的我”六个主题。从诗歌创作形式看,汉语碑文反宾为主,成为每首诗歌的点题之笔,而法语诗歌反而成为碑文的注解。汉语碑文和法语诗歌之间相互诠释,碑部的诗歌围绕主题书写,各碑部之间的诗歌因“他异性”而存在逻辑关联。这部用汉法双语书写的“碑体诗”诗集完美地诠释了谢阁兰的“多样美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