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墓中置楬的现象始于战国,兴盛于西汉,东汉时期衰微,经过曹魏时期的昙花一现,之后墓葬中再未出现。在墓葬中使用“楬”对随葬品加以标识,主要是为了在备丧和葬礼过程中辨别箱笥等容器内的物品种类和数量,不致错乱。西朱村一号墓出土石楬三百二十七件,根据物品用途可分为十五类,对研究曹魏时期的书法艺术、丧葬制度和物质生活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摘要：宝鸡北首岭、汝州阎村先后发现的“苍鹭衔鱼图”和“鹳鱼石斧图”,应是仰韶文化先民分别用苍鹭、鹳、鱼、石斧、“五”字与陶瓶名义和用途的有机联系,来体现其祭祀亡故部落女性首领(或妻子)而创作的图画文字。这两幅图画文字虽然远隔千里,时间相差千年,但却使用类似的“图画”来表达相同观念。由此可见,仰韶文化先民使用图画文字来记载事实的习惯,已渐趋成熟。这对研究仰韶文化先民的宗教信仰、文化艺术以及中国文字的起源和形成过程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隋唐洛阳城是隋唐、宋时期的政治或文化中心,其园林文化也进入了全盛时期。已发掘出的园林遗址有九洲池、上阳宫、白居易宅园、宋代衙署庭院等。这些园林由水、山、花草树木、人文建筑四要素组成,园景布置主要是仿效自然山水的野趣和意境。唐代偏重于实景仿效,园地广阔;宋代偏重于意境表现,地可广可狭。两代造园技艺深深影响着后世的园林设计,至今仍被海内外仿效。

摘要：2012年12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310国道建设工程,在孟津县平乐镇平乐村东北发掘一座小型墓葬(编号C8M2249),墓中出土的画像石枕和盘龙石砚盖非常少见,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通过出土器物判断墓葬的年代为东汉中晚期。石砚盖上的盘龙画像具有辟邪与招致钱财的双重意义。

摘要：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011年在洛阳市310国道与华山北路交叉口西南角的国花宝居小区发掘了王雄诞夫人魏氏墓(编号FM56,以下简称M56)。夫人魏氏史名不彰,其夫王雄诞却是大名鼎鼎,《旧唐书》有传,王雄诞原是隋末起义领袖杜伏威手下大将,坚勇多谋。619年杜伏威降唐入朝后,王在江淮地区负责领兵,辅公祏辅政,后辅公祏谋反,雄诞不从,被缢杀。李世民登基后嘉其忠勇,追赠左卫大将军、越州都督,谥曰忠。雄诞逝时,魏氏年方27岁,风华正茂,独力抚养2岁儿子果,后果官至安西大都护。母以子贵,魏氏在63岁、80岁时分别被授信都郡太君和巨鹿郡太夫人封号。发掘得知,墓葬规模宏大,地面保存有1米厚的封土,但墓葬破坏严重,过洞与墓室被现代盗洞洞穿,室内有墓志一方及破碎陶片,所幸4个壁龛没被盗,随葬器物皆在,计有222件,繁华盛世,三彩为多,美轮美奂,惊心动魄,这当然与魏氏夫、子的位高权重有莫大关系。

摘要：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洛阳地区陆续发掘了上千座唐代墓葬,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唐代茶具。这些茶具是墓主身份、地位的象征,墓主身份越高,所陪葬茶具质地就越好,制作工艺也更精美;种类多样,造型各异,艺术价值高;反映了唐人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审美观;为我们研究唐代的茶文化与唐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

摘要：2011年8月,原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对洛阳工业园区衡山路东发现的1座古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墓葬由墓道与墓室组成,为刀形土洞墓。墓中出土达奚殉夫妇墓志两合,为研究唐代的历史和刻绘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摘要：一唐三彩'灯'为袄教小型拜火祭坛1987年洛阳市吉利区唐墓出土一件唐三彩'灯',高45.5厘米,座径22.6厘米。通身施三彩釉,自下而上由座、柱、盘、盏四个部分组成。灯座部分为覆莲形,上面浮雕兽面,灯柱柱身由一个覆莲和仰莲相接组成,柱身装饰数圈联珠纹。灯盏以一盘承托仰莲,正中为盏(图1)[1]。以往的各种资料将其解读为这是迄今洛阳地区出土的唯一一件造型独特的'灯',并称之为佛教用品。

摘要：近年来,洛阳出土了大量的北魏时期墓葬,其中一些墓中的葬具如墓志、石棺床、石堂上的雕刻纹饰有反映祆教方面的内容：畏兽、火焰纹、日月符号、忍冬纹、摩尼宝珠等;这些雕刻图案装饰纹样艺术题材丰富多样,有中原汉民族文化思想元素,也有中亚地区风格,是人们用以来祈求引导或保护逝者灵魂升天的思想表现,当时洛阳信奉祆教的人群主要为皇室宗亲、政府官吏、粟特人。这些重要发现为研究洛阳地区丝绸之路中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交融等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摘要：洛阳汉画艺术博物馆藏唐代冀州刺史裴子馀墓志并盖。裴子馀《新唐书》有传。裴子馀墓志详细记载了其家族世系和仕宦履历。尤为珍贵的是该志由唐代大诗人贺知章勒铭操翰,是目前所知唯一一方由贺知章撰文并镌刻的墓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