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神经伦理学"是今日伦理学中异军突起的一个强势潮流。如何理解和定位其意义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它的宗旨究竟是借助科学新发现来力挽"道德危机"的狂澜,抑或是推波助澜,加重危机?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神经伦理学确实有一部分可以视为是在捍卫传统伦理学,但是其更有"创意"的大部分内容却应当被归入"减法型治疗哲学"而非"伦理学",因为它所诊断出来的人类"病因"主要就是文明道德。减法治疗哲学源远流长;神经伦理学作为其最新一支,特色在于将技术上,即在治疗或改造人类大脑上拥有日益惊人的先进技术手段。所以,人类正在面临重大的时代变迁关口。在神经科学技术完全成熟并启动彻底"治疗"之前,我们亟需探究这种特别的治疗哲学的价值规范,它的"疾病诊断",以及它的特别的技术化治疗方法论。

摘要：在抗戰進入關鍵時期的1941年10月,國民政府監察院長于右任在敦煌考察時,就提出了成立敦煌藝術學院的計劃,並提交了議案。1942年1月12日,國民政府批准了于右任的提議,決定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在教育部長陳立夫和于右任的籌劃下,1942年9月組建了由高一涵、常書鴻等組成的籌備委員會。1943年1月18日,教育部正式公布了籌備委員會名單,並派常書鴻赴敦煌工作。經過一年的艱苦努力和積極籌備,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於1944年1月1日正式成立,常書鴻任所長,標誌着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和管理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摘要：宋代以来,为了革除临民事务中的弊端,朝廷与地方官员多次改革催勾事务的执行体制,但扰民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元代通过信牌将政令直接传达于当事人的信牌制度,要么在执行过程中被搁置,要么异化为由乡役执牌代行。为了适应临民事务执行的实际状况,经明代的演化,到清代又发展出以票差人执行临民事务的差票制度。清代的信牌制度在保留元制的同时,也将信牌的使用扩展到派遣本衙吏役,同时又从信牌中分化出一种专门用于基层官府发遣差役的下行公文,即"差票"或"信票"。清代差票制度是对元代信牌制度的背离,也是制度设计向实际运作机制的回归。

摘要：1944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为添建宿舍,在中寺后院的土地庙残塑中发现了一批六朝残经杂文(即土地庙遗书),这批资料自发现以来便备受各界关注。1944年—1946年间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西北图书馆、甘肃省政府均曾致函教育部希望获得对其保管权,但并未得允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地庙遗书除一种由故宫博物院收藏外,其余均一直由敦煌研究院保管收藏。

摘要：孙儒先生的口述史《菩提树下》,既是70年来孙先生敦煌石窟保护和研究工作的真实记录,又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敦煌研究院70年学术发展的丰富内容。如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58年由国家文物局管理变更为甘肃省管理、60年代初常书鸿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兼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等,都是敦煌研究院院史的珍贵史料。50年代初炳灵寺石窟的考察、60年代前期莫高窟的加固工程、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学术活动和敦煌壁画颜料问题的探索、80年代初中央经费的下拨等,孙先生都是亲身经历者或者就是当事人。他的口述提供了许多敦煌研究院院史和当代中国敦煌学学术史的重要信息,值得重视。

摘要：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先后起用吴国桢和陈诚对台湾省政府和行政院进行改组。但陈吴二人改组伊始即生嫌隙,改组后的省、院又在许多问题上产生冲突。国民党政权原本的政治常态是行政院向地方省政府发布命令,省主席对行政院负责。但退台初期的省院纷争却颇有例外,可谓"异态"。本文梳理国民党政权在退台初期"一岛两府"的特殊环境下,蒋介石与吴国桢、陈诚之间围绕省政府与行政院的人事、职权等问题的互动博弈。在考察蒋介石处理省院纷争之决策经纬和心路历程的同时,探讨政治设计、执政理念、人物个性等因素对当时省院关系的影响。

摘要：重新梳理、评价周秦两汉儒学的流变是民国学界超越经今古文之争、重建中国文化的题中要义,儒道抉择与孟荀分野,今文学方士化与改制学说成为各家判定秦汉新儒学"变质"抑或"发展"的关键。胡适认为秦汉新儒家是儒、墨、方士的糁合物,逐步宗教化,郭沫若视之为完全变质;钱穆着眼于宇宙论与人生论,认定秦汉新儒家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要枢纽,董仲舒改制学说却误入歧途;顾颉刚认为董仲舒沿袭阴阳家系统理论提倡公羊改制,旨在彰显汉朝功业;蒙文通融会秦汉新儒学的革命精神与制度设计,以实践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考察民国各方学人阐释"秦汉新儒学"的分合,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当可展现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或能在现代知识与学科体系中建构中国文化义理、制度与历史事实的有机系统,实现"能尊而有立"的文明复兴。

摘要：随着杭州经济的稳定快速的发展,餐饮业成为杭州十大潜力产业之一,杭州菜已经成为杭州的一张新名片,这是建立中国杭帮菜博物馆的背景优势。本文拟以中国杭帮菜博物馆创建与展陈设计为例,探讨后博物馆时代的饮食文化博物馆建立原则与城市美食观光业发展提升策略问题。一、中国杭州菜博物馆建立原则与内容中国杭帮菜博物馆展示的是"五千年文明,十三亿人口"理念主导下的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结晶——"杭州菜"。博物馆内展示的杭州菜不再是简单的杭州地方菜品和零散的美食文化集聚。置身中国杭州菜博物馆的时候。

摘要：不同地域的人群具有不同的饮食传统和饮食文化。然而,当人们持续不断的直接或间接接触时,一方或双方原有的饮食文化将会产生变化,如拓跋鲜卑的饮食文化就经历了从游牧向农业的转变。本文对山西大同东信广场北魏墓群26例人骨进行了C、N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 (δ^(13)C值为-11.5±2.7‰,n=26;δ^(15)N值为9.8±1.2‰,n=26)显示,先民的食物类型差异较大,并包含大量的肉食资源。研究表明,以C_3类食物为主的先民主要放牧或狩猎,以C_4类食物为主的先民主要以种植粟、黍等C_4型农作物喂养家畜。大同东信广场北魏墓群人群中两种不同饮食传统的存在,显示游牧民族新的饮食习惯(以粟作农业产品为食)的形成滞后性于北魏政权的建立,这可能与气候变冷及他们的排斥有关。

摘要：本研究以阜南台家寺遗址出土的商代龟甲及部分动物骨骼为材料,开展了C、N稳定同位素分析,在揭示动物食物结构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先民对龟的使用及龟的来源问题。研究结果显示:龟甲的同位素数据相互之间差异较大,通过聚类分析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高δ^(13)C和高δ^(15)N值(δ^(13)C=-20.3‰±0.4‰,n=3;δ^(15)N=7.8‰±0.2‰,n=3);第二类是δ^(13)C值居中,δ^(15)N值偏低(δ^(13)C=-21.6‰±0.4‰,n=4;δ^(15)N=7.0‰±0.3‰,n=4);第三类是δ^(13)C值偏低、δ^(15)N值居中(δ^(13)C=-23.7‰±0.6‰,n=4;δ^(15)N=7.6‰±0.3‰,n=4),这意味着该遗址出土的龟甲可能存在多种来源。究其原因,可能缘于先民制作卜甲时使用的龟来源于不同的栖息环境,抑或来源于不同种属的龟。这种用龟行为,或许与殷墟甲骨上记载的“贡龟”密切相关。尽管本研究通过稳定同位素分析揭示商代先民的用龟行为尚属初步,但毋庸置疑,本研究为全面探索商代先民的用龟行为、拓展甲骨学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证据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