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斯特林堡在早期创作中就对人类大脑运动和心理活动展现出特别的兴趣,通常被认为是自然主义戏剧代表作的《朱丽小姐》正是这种特别兴趣的反映。斯特林堡外化了发生在人与人大脑之间的战争,这种“大脑之战”意图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描摹,展现意志较强的“新人”对意志较弱的“旧人”进行思想传导的过程,而语言是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手段。因此,《朱丽小姐》可被视作表现主义的前奏。斯特林堡对“强者”意志的探索和对“戏剧真实”的追求,决定了《朱丽小姐》的舞台革新手段,奠定了该作品的现代性。

摘要：电视剧《繁花》改编自金宇澄同名长篇小说,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第二阶段为总体历史背景,重构了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场经济建设和金融体制改革转捩点的历史时空。电视剧围绕主人公阿宝的创业史和情感史,描写了上海儿女积极向上、自尊自爱、昂扬奋进的人物群像,打造出充满历史感、时代气息和地域文化特色的上海都市生活图谱,以昂扬向上的“热回忆”改写了原著对于历史记忆的“冷回忆”,在上海文化记忆书写中彰显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充分体现了以优秀影视作品书写国家和民族文化记忆的结构性功能。

摘要：“动画中国学派”是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中曾经获得国际认同的学派,当下深刻认识什么是“动画中国学派”,如何使其可持续发展并继续获得国际认同,都是值得学界认真研究、探讨的重要问题。坚持以中国优秀文化为核心内涵,努力追求内容和形式层面的“中和”之美,特别强调“儿童态审美”创作的使命与目标,是“动画中国学派”可持续发展不可忽略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文化自信是“动画中国学派”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与作品中中国优秀文化审美因素含量成正比。

摘要：20世纪50年代初,对“反历史主义”戏曲创作倾向曾进行较为集中的批评。笔者曾对当时批评的阶段、过程进行勾勒,对集中批评的场面、内容、特点进行复原、归纳。(1)本文则对批评发生的历史背景、直接诱因、后续影响及“反历史主义”戏曲作品产生的根源进行反思、探讨。通过探讨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初对“反历史主义”戏曲创作倾向的批评,阻止了历史剧创作粗制滥造的势头,正面、积极效应远大于负面影响。

摘要：景观作为一种文化观念的建构物,印有空间文化实践的标记。贾樟柯以景观这一种视觉载体创造出独特的景观影像,在其影像作品中,景观空间既是纪实,也是表征,它既建构纪实性影像美学,又是一种意义的生产,具备某种象征意义。“世界”景观、媒介景观、废墟景观构成贾樟柯影像的代表性景观空间,其本质是对“此在”状态的具象化表达,是“此在”在空间中最深刻的显相,人与人的本质在影像中被并列排置,既抵达逼真的纪实,又克制而恰当地批判现实,此间充盈着艺术感染力和思想穿透性。

摘要：纪录片的真实曾经被认为是与生俱来且不可置疑的,提出用“非虚构”来表述纪录片则是新近的流行说法,这是一种深层观念的更新。“非虚构”这一表述并不是对纪录片真实的否定之否定,也不是对其简单直接的替代,它体现了对纪录片本质属性及蒙太奇艺术精神经典认知的与时俱进。“主张虚构的纪录片”认可以一定的虚构策略更好地讲述更为全面而深刻的真实。从强调纪录片的真实到倡导纪录片的“非虚构”,是对纪录片内涵泛化及外延拓展的坦然接受,更是对纪录片创作理念及方法创新的积极肯定。

摘要：当下微短剧发展如火如荼,但从业者普遍存在强烈的职业倦怠感。从这一现象出发,根据不同抽样原则确定采访对象,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以及对访谈内容的编码分析,梳理从业人员的职业状态和微短剧的行业现状。结果表明,一方面,微短剧在资本再生产的驱动下不断提速和压缩成本,损害了从业者的健康和职业完成度;而另一方面,从业者作为加速社会中的功绩主体,对职业理想的追寻又形成了“自我剥削”,加之生存压力和审美降级的叠加负载,不可避免地走向职业倦怠。这背后显现出“加速社会”中现代功绩主体“自发性过劳”的社会症候。

摘要：我国电视剧的电影化创作及其研究,其自觉意识从无到有、逐步增强,从20世纪末的初级阶段发展到了当下的相对高水平的阶段。以“美在和谐”的观点来看,当代电视剧的电影化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更好地实现了影视艺术的融合创新。电视剧在其故事讲述中自觉运用行云流水般的穿插闪回、倒叙或预叙等创作手法,能有效强化故事的情节张力并提升人物形象塑造的效果。当代电视剧在电影化发展中更注重镜头使用、画面构图及细节呈现,以此创造出更多富有时代气息和厚重历史感的意味深长的审美意蕴。而努力创作更富于艺术审美的视听表达,使电视剧声画相融相生从而更好地表达剧中人的“心象”及情绪,已成为当代电视剧电影化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摘要：非洲著名剧作家索因卡的剧作《裘罗教士的磨难》,无论在主题呈现还是艺术技巧的运用方面,都承袭了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剧作家莫里哀的《伪君子》。本文基于影响研究等考据,认为索因卡对莫里哀的承袭主要体现在宗教伪善的揭示、艺术结构和人物形象的承袭,以及宗教与政治关系的考量三个方面。在宗教伪善的揭示方面,索因卡与三百年前的莫里哀遥相呼应,所揭露和讽刺的,都是职业宗教骗子的虚伪、欺骗和奸诈。在艺术结构和人物塑造方面,莫里哀和索因卡都注重于“三一律”的运用,两部剧作中的人物也有着高度的“契合”。而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两位不同时代的剧作家都根据不同的社会语境做出了深刻的思考和犀利的揭示。两位剧作家都以剧场为法庭,对宗教骗子的欺诈行径做出了犀利的“审判”。

摘要：陈白尘的史剧观既有渐趋完善及自我否定的变的一面,又有一以贯之的不变追求。对于历史剧的创作模式,陈白尘经历了从早期心仪“翻案”剧、“还魂”剧到后来推重历史正剧的变化;对于历史剧的历史真实性,陈白尘经历了从早期只把历史当成史剧的外壳到后期不仅注重历史本质真实而且主张历史细节真实的变化。陈白尘一贯推重“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始终主张历史剧要有鲜明的现实倾向性。由于注重“今用”,陈白尘并不反对在历史剧中进行适当影射;出于政治余悸和不屑于拙劣影射,他又公开申明反对影射史剧。不歪曲历史,不逃避现实,是陈白尘最核心的史剧创作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