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象级”的人物、事件和作品是戏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风向标,有的展示着戏曲艺术的创作规律,有的则凸显社会、市场的时尚效应,最终回应着观众的审美和关切。说到底,“现象”并不是戏曲能够跨界或“破圈”的必然要素,但一定是戏曲文化空间走向自我良性建设的重要征兆。近四五年来,从粤剧《白蛇传·情》由剧场走向电影,到越剧《新龙门客栈》的环境式演出;从张曼君、罗周等人的导演、编剧创作,到谢涛、曾小敏、杨霞云、楼胜、陈丽君、李云霄等演员的表演;从昆曲、粤剧、豫剧、越剧、婺剧等剧种的旺盛传播,到“好腔调·新古典戏曲季”的举办推广,都从多元创造的立场展示着戏曲与社会群体的深度互动。

摘要：在现代中国昆剧的传承发展进程中，周传瑛无疑是一位具有里程碑式的表演艺术大师。他9岁入苏州昆剧传习所学艺，终生与昆剧结下了不解之缘，既是昆剧的传承者、守望者，更是一位在现代中国昆剧史上书写出辉煌篇章，为新中国昆剧振兴作出卓越贡献的开拓者和擎旗人。

摘要：清代乾嘉时期,社会治平,经济繁荣,在清廷稽古右文的政策导引下,大批汉学家运用考据手法训诂治经,高扬汉帜,由此带动了古学复兴之风,并渗及文学、艺术等领域。在戏曲界,陈陈相因的传奇创作,使得传唱了400多年的雅部昆曲日益暴露出其整饬规范的弊病来,演出退缩至士夫厅堂一隅;而潜滋于民间的花部戏曲诸腔杂陈,如雨后春笋般蔚然勃兴,大有一举取代其曲坛盟主之势。在这场代表雅。

摘要：20世纪以来,浙江剧场的基本类型主要有神庙剧场、茶园剧场和现代剧场三大类。其中,茶园剧场的存在时间较短、分布范围有限,神庙剧场和现代剧场是更具普遍意义和系统支撑作用的类型。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剧场,神庙剧场虽然在20世纪中后期完全丢失了城市的领地,但却一直屹立在浙江的广阔乡村里,为浙江农村演出市场提供了发展的空间载体。作为舶来品的西式剧场,浙江现代剧场从主要城市一步步扩展到集镇乡村,为浙江城乡的舞台艺术演出提供了舒适便利的物质基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舞台艺术的繁荣发展。

摘要：婺剧兼有高腔、昆腔、徽调、乱弹、滩簧、时调六大声腔,其中徽调、乱弹、滩簧演出剧目最多。1950年婺剧定名前后,主唱徽调的徽班以压倒性优势胜过乱弹班和三合班、两合半。半个多世纪后,乱弹和滩簧取代徽调成为婺剧最重要的声腔。这种巨大变化既是观众对不同声腔剧目选择的结果,也出于婺剧工作者对"地方文化"的有意推动。

摘要：乾嘉时期,朴学思潮风靡全社会,渗透到经史、文学等众多领域,对清代戏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不少学者参与戏曲创作,乾嘉曲家学殖深厚,出现了鲜明的学者化倾向。在"以曲为史"的戏曲观主导下,乾嘉曲家彰举戏曲的教化功能,戏曲的社会地位获得显著提升。他们以"著书者"之笔作曲与以学问为曲,创作了一批谈忠说孝、征实尚史的戏曲作品。考据征实的思维模式束缚了曲家的艺术想象与创造,加速了传奇、杂剧等古典戏曲样式的凝固与衰落;与此同时,花部戏获得了迅猛发展,这直接促成了中国戏曲的近代转型。

摘要：清代乾嘉时期戏曲目录学家黄文旸以擅制义文名世,却屡试不第,终以贡生。受朴学风气影响,他喜经史考据,诗文、词曲颇有时誉,深受姚鼐、曾燠、阮元等名流器重。乾隆四十六年(1781)因总裁扬州词曲局进呈词曲,著成《曲海》二十卷。乾嘉之际,为两淮盐运使曾燠延入题襟馆中,与时流唱和。嘉庆年间游历齐鲁吴越间。与凌廷堪、阮元、江藩、李周南、黄承吉、李钟泗等扬州学派学者交往密切。戏曲家李斗、焦循是其姻亲,晚年因家事与焦循交恶。

摘要：当下在我国的戏曲创作中,剧目题材和剧种风格的单一化、雷同化趋势严重,逐渐成为了阻碍剧艺发展的核心症结之一。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不是戏曲受众审美取向和观赏需求的改变,而是由演艺生态决定下的创作主体的变化所致。戏曲创作主体的变化也并非始于当前,相反有其历史的根源。因此,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对院团体制进行改革,对文艺创作导向进行纠正,建立充分体现艺术规律的经营管理体制,强调创作的千姿百态、丰富多彩,避免概念化、简单化,从而推进我国戏曲发展。

摘要：当今学术界对话剧民族化存在一种狭隘和功利的理解,认为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主要是基于一种救亡图存的实践目的。但梳理中国戏剧史,民族化事实上不仅贯穿我国话剧发展始终,而且其外沿很广。深入分析其发生原因、形式方法以及在当今话剧创作中的表现,既对话剧史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也能对当下我国的戏剧创作提供借鉴。

摘要：乾隆元年正月十六日黄文旸出生于扬州甘泉一个破落盐商家庭,肄业于梅花书院,师事桐城派古文家姚鼐。他少负才名,胸怀利济天下之心,深谙八股为文之道,却屡试不售。其诗、古文、词曲享有时誉,颇受当道赏识。除总理扬州词曲删改局校曲事和参纂《甘泉县志》外,嘉庆年间他先后被两淮盐运使曾燠和浙江巡抚阮元延为座上宾,并应后者荐举,北上阙里,教授第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