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目标置换效应,深入分析社会组织的项目运作过程后发现,社会组织疲于完成项目的量化指标,服务对象的需求被考核指标和项目委托方的需求所置换,在项目运作中普遍存在形式置换内容的行为,体现出重形式、轻内容,重文档、轻服务,服务活动化与娱乐化,服务随意化与碎片化,服务对象同质化与重复化等目标置换特征。项目设计欠缺需求调研,目标设置偏重量化指标,在执行中缺乏双向沟通机制,外部监管采用重文档、重财务的评价方式,致使社会组织为迎合评估而弱化服务成效,因缺乏资源与人才而难以进行专业化发展,出现各种目标置换问题。要破解社会组织项目运作中的目标置换问题,就需要在项目发包前进行科学的事前评估,减少合同中严格的量化指标,加强双向沟通机制建设,强化服务成效评估,以及加强社会组织专业化服务建设。

摘要：2020年司法部发布的《行政复议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的制度设计,既表现出与行政诉讼法趋同化的倾向,又具有信访制度专注于个案化解之非正式治理的特点。这是对行政复议的定位以及与此相关的功能、性质认识不清造成的制度缺陷。行政复议是对原行政行为的复审,不是对原行政行为的补救,因此必然具有监督和救济功能,同时产生解决行政争议的功能。不同于信访专注于个案化解的非正式治理,行政复议是基于明确、稳定、普遍规则的正式救济制度。因此,行政复议监督行政、救济权利与解决纠纷三大功能高度统一,形成“三位一体”的功能关系。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功能基本一致。但是,行政复议的行政性、层级监督性和单向裁判性,使其在监督范围、审查力度、救济强度与效率以及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等方面,具有行政诉讼制度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行政复议法修改应坚持行政性方向,谨慎对待复议程序司法化的各种学术主张和改革举措。

摘要：算法对整个社会尤其是对公民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私营主体通过对算法程序的开发和设计有助于提升行政管理的社会化水平,弥补行政机关专业性知识的不足。但其对技术的垄断和控制也容易遭到滥用,算法程序设计的私营化程度越高,其权力滥用的机会就越大。除了借助市场竞争机制和传统私法规范约束私营主体之外,有必要引入公法的价值和原理对算法行政的私法化发展进行适度干预。行政机关采用私营主体设计的算法程序之时,应当遵循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的基本原则。立法机关应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来对算法行政的程序设计进行指引,通过建立专业的算法审查规制主体来对程序设计进行监管,以确保设计主体的可问责性。私营主体设计算法行政程序应遵循基本的程序正义要求,保证算法不偏离法治轨道,以确保算法程序设计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摘要：在算法时代,法律领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新的公共治理和控制系统将从数据收集、传输和分析中产生,基于大数据驱动机器学习的算法治理模式符合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并能够以更为有效的方式做出决策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但是,受制于数据输入的主观性和偏见性以及系统自身的封闭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算法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和降低社会监管成本的同时,也会对传统法律秩序的合法性、公共性和民主性造成冲击。对此,需要明确立法性算法的合法性地位,强化对立法性算法的审查和风险评估,以及保障公众对算法程序的参与和监督权,在算法程序正式被应用到公共领域之前,行政人员还必须对算法程序应用的全过程进行监管,通过建立有效的可预测性和可解释性度量标准,使算法程序的设计和应用有章可循,并建立相应的算法问责制度和程序,以确保立法性算法的发展符合法定的公共性和合法性基本要求。

摘要：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公司一般被理解为具有法人资格、有限责任与股份可转让的主体,这可称为“固化公司观”。对公司特征历史溯源可发现,公司的法人化路径是公私法共同作用下的缓慢过程,作为股份载体的未注册合股公司经历了合伙、信托等演进阶段,在责任承担上则出现从无限责任到按份无限责任并最终到有限责任的发展。公司特征并非全局性设计的产物,而是独立发展起来、被公司制度动态采纳的过程,这可称为“进化公司观”。我国公司法修订可参考进化公司观,合理吸纳公司特征,实现公司相对独立、有机关联、内涵多层次性的动态发展,提高公司制度对时代的适应性。

摘要：随着2016年《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出台,2017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浙江、江西等五省(区)部分地方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金融治理初步形成了以《指导意见》为顶层设计的“自上而下”规则体系。

摘要：在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中,国家对社会成员的元身份设计,不仅承载着对个体社会属性和情感归宿的基本界定,而且还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法律规范以及伦理道德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根本性保证。近代以来,中国个体元身份的具体内容伴随着政治格局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从"公民"("国民")向"人民"再向"公民"的转变,社会秩序也呈现出不同的格局和态势。当下中国个体的元身份还处于国家与社会的整合之中,一种整体性的身份设计策略无疑成为了国家构建理性的重要议题。在历史社会学的视阈下,以"人民"和"民族"名义授权的"公民"元身份,能够从当下总体性社会事实中派生出一种基于共同责任和价值观念的组织机制,其核心内涵在于国家的元身份设计与个体在现实层面取得意义上的关联。

摘要：退休制度改革的结果不应该是所有劳动者同龄退休,改革步子也不宜迈得太小。退休制度改革应当遵循的思路是,以养老金并轨为前提,兼顾公平与效率;从刚性制度转向弹性制度设计,不宜"一刀切";明确延迟退休的目的,与养老金问题分开。可在确定基本劳动年限的基础上,根据教育年限设计不同群体的法定最低退休年龄和法定最高退休年龄,形成多层次弹性退休年龄结构。

摘要：互联网金融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型金融业态,在创新的同时极易引发金融风险。以抽象的金融管理秩序作为金融风险刑法治理的目标已经明显不适应当前实践的需要,导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司法适用泛化。有必要以公众资金安全作为新的治理目标,并以此统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犯罪圈的调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应当修改为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罪;以是否制造了非正常的金融风险为标准,将客观行为类型化为通过欺骗、强制或者其他方法非法吸收公众资金;在犯罪类型设计上同时规定危险犯和实害犯,并配置不同的法定刑,以实现对公众资金安全更为周延的保护。

摘要：鉴于宏观调控与行政行为之间的本质区别,我们有必要在为公权力进行司法监督制度设计时,充分考虑宏观调控行为的特殊性。宏观调控行为的公权力性质、特点以及现有非司法监督的局限性,决定了对其进行司法监督的必要性。现阶段宏观调控司法监督的困境在于:司法机关介入宏观调控的角色错位、相关法律制度储备不足、相应的审判庭和违宪审查制度没有建立。因此,要走出宏观调控司法监督的困境,我们有必要通过司法体制改革提升司法地位的独立,设立宏观调控法庭和宪法法院以确保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淡化司法机关宏观调控执行者的角色,建立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