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聂耳的旋律之所以直到当下仍是中华集体精神的历史写照,首要因素就在于他将自己的音乐实践体现为关注现实、贴近民族命运的价值情怀:其对内具有凝聚民心、振奋民众精神的价值情怀;对外具有抵御外辱、唤起民众前赴后继精神能量的社会属性。聂耳的铿锵乐音所辐射出的精神之力,再现了一个时代中华各阶层民众情感的共性表达,以其特有的家国情怀,为中华精神的价值诉求编织了缕缕壮美的音响世界,为新时代构建中国音乐话语体系的思考,搭建了跨时空的示范。文章依托昆明20世纪之初特定的社会生态,在史料收集与视觉图像双向互证的前提下,为聂耳何以具有音乐创作技法积累的命题提供了学术的“假设”,通过对聂耳音乐技法习得逻辑探源的追问,完成了“文本重建”的可能。

摘要：云南跨界民族鼓乐音乐民族志的书写必须处理好局内与局外、主位与客位、近距离感知与远距离思考的互动关系,在观察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同时也关注共性表达并从中获得认识的升华。这种基于田野和参与观察后完成的音乐民族志书写,才能清晰地呈现以音乐表达为载体的文化符号的学术语境,而语境成为艺术定义中最重要的因素。这是云南跨界民族鼓乐音乐民族志书写文本得以呈现的根基。

摘要：具有文化传播学“它感宣示”性质的光邦敲奏,作为一种“地方性”的身体记忆,其炽热的音响振荡不仅仅作为物理现象的存在,而需从文化层面对其进行理解。作为一种心理隐喻,“局内人”借鼓语音声把希望和祝福用鼓语音声加以传递并增值,以此重构文化情景并彰显人类生而有之的智慧。鼓语成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相互交流的“礼物”,信仰构筑了传承的内在张力,认同成为人们通过光邦音响实现精神安放与价值表达的外在标识。

摘要：中国西域地处东西交通要冲,公元3世纪以后佛教盛行(佛教传入时间约公元前1世纪)。当时西域各族人民受到虔诚信仰的激励,以极大的热情、惊人的聪明才智吸收了随着佛教涌入的种种外来艺术原素,用灵巧的双手创造出灿烂的佛教雕塑艺术,形成了西域古代雕塑艺术的主流。与此同时,原有的各种雕塑艺术,也在佛教雕塑的影响下不断地向前发展,使公元3至10世纪左右成为西域雕塑艺术的黄金时代。

摘要：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高昌地区就是今天的吐鲁番,高昌出土有丝绢、丝绸刺绣、编织绸缎等。高昌发现的这些编结品残片,首次把涂金平绣追溯到中世纪早期。吐峪沟出土染色图案的绸缎,是中世纪晚期一种丝织品,在工艺史上很重要,这上面生动地体现出晚期希腊以及波斯艺术形式向东亚传播的情况。

摘要：关于《丝绸之路与中外音乐文化交流》,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要用一两万字讲清楚很困难,我们只能择取一二略加阐述。生活在中原的人们对丝绸之路可能不是十分了解,有的人会觉得丝绸之路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多年来丝绸之路对我们的生活产生过非常深远的影响。

摘要：丝绸之路上的图瓦人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人群。图瓦人使用的弓弦乐器——叶克勒,是我国目前遗存最早的马尾胡琴,其历史很悠久。关于叶克勒的文献记载,清代称其谓“伊奇里胡尔”。图瓦人的叶克勒与柯尔克孜人的克亚克乐器更为相近。是图瓦人受克亚克的影响而发展的一种乐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说的马尾胡琴大概就是我们现在仍然可以见到的叶克勒琴了。图瓦人保留了马尾胡琴的原生态形式,是研究中国音乐史中弓弦乐器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