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未能认同法官职业的特性，我国至今未能建立单独的法官工资序列，法官等级偏离设计初衷，法官津贴杯水车薪且未得全面落实，法官收入实际上低于党政机关公务员，在社会上整体不高，在法律人中处于末端，在法院内部处于中等水平，并存在地区悬殊。落实法官收入保障的传统理由苍白无力、难以经起推敲。司法改革对法官制约有余、保障不足，应当有所作为。法官收入保障阙如，引发公正流失、公信不足、廉洁风险和法官断层等司法危机。客观把握我国法官队伍素质状况，充分认识法官职业的双重属性，发挥制度的正向激励作用，借鉴民国时期和台湾地区司法改革的启示，需要选择保障优先这一终结无谓循环的切入节点，逐步落实《法官法》法官保障制度。善待法官，最终取决于党委、政府特别是国家政治领袖的支持，需要使其认识到司法是党的事业而非普通职业：保障是依法裁判最坚实的后盾，而司法公正与权威流失损害党的权威，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保障最能彰显职业尊容，司法公信不足则迫使党和政府处于矛盾纠纷解决的前沿；保障是最有力的约束，而司法不廉破坏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保障是留存队伍最有力的方式，法官断层则显示司法实务界、新生代法律人对法治建设的失望与失守；革命党需向执政党转型，而法官收入不高悖离尊重知识的公平导向和社会价值；司法权是重要的执政权，保障法官是保障党的意志贯彻落实的必要条件；十八届中央领导集体崇尚法治精神，保障法官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

摘要：引言 近几年尤其是2012年以来，以重庆“方洪案”、“黄成城案”，湖南永州“唐慧案”等为代表的滥用劳动教养案件，经媒体曝光、互联网广泛讨论、社会公众强烈关注后，再次将我国已经存在施行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聚焦到“法治”的拷问下；更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次的“拷问”不是少数律师、法学研究者、人大代表的孤军奋战，而是全社会、全体民众甚至包括主流媒体如新华社、人民网的群策群力。最终，在劳动教养改革成为公共舆论的主流意见后，党和国家决策层顺从民望、厉行法治，将公共意见上升为执政决策：2013年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正式依法废止了劳动教养制度。在劳动教养制度被废止后，如何建立有效的衔接制度，有效惩治和矫正违法犯罪行为亦成为法学界的热点问题。本文立足于合理定位、准确把握劳动教养性质，以求为教育矫治制度的顶层设计提供一种可行、现实思路。

摘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质是要确立以庭审为中心。然而我国的案卷移送方式历经二次修改,都未能使法官摆脱卷宗审理的困境。案卷移送制度的设计应当以阻断法官预断、实现司法公正为核心目标,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效率问题。中国的刑事案件案卷移送制度改革,应当以实现"案卷移送主义+预审法官形式审查"为制度设计导向。在当前司法国情下,我们可以保留全部案卷移送方式,由检察机关向法院的立案庭移送全部案卷材料。立案庭对案件进行程序审查后,向庭审法官移交言辞证据材料以外的案卷材料。未来待时机成熟,可以设置独立的庭前预审机制。此外,案卷移送方式的改革还应辅之以审判为中心各项配套制度的贯彻落实。只有这样,法官才可能逐步摆脱卷宗审理,走向庭审实质审理。

摘要：私人诉权是国际诉讼制度发展的结果,而TPP和TTIP等新型区域贸易协定将ISDS作为重要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一重大举措显示私人诉权明显扩张,引发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如何限制私人诉权的滥用,维护国家主权。对此,结合国际和区域私人诉权司法实践,从认真考量私人诉权在当下的运行现状,界定私人诉权的概念和挖掘其存在的理论依据可知,私人诉权必须得到尊重和规范保护,这是彰显和践行保障人权和多元治理的内在需要。基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利益的平衡,应设计限制私人诉权滥用的条款和程序,使私人诉权在不威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成为重要的执行国际条约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