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乡村建设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近年来兴起的艺术乡建以文化和艺术介入为主要形式,以其较强的视觉表现力和传播力,在主流的旅游型乡村建设之外逐渐开辟出一种乡建创新路径。顺德青田、从化乐明和东莞南社这三个古村落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乡村建设中具有突出表现,其建设主体、建设过程、建设内容、建设成效都各不相同,充分体现了艺术乡建和旅游乡建这两种形式在盘活传统文化资源、社区参与和乡村治理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艺术乡建与21世纪早期城市空间中关于乡土主义的艺术实践一脉相承,且与当下艺术振兴乡村的系列工程息息相关,对这些案例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厘清艺术乡建的源头并深刻认识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反映出的问题。

摘要：由于表演媒介与身体的特殊关系,诞生之初的当代西方行为艺术就引发了主体之争:它的承担者到底是非具身性的自我(disembodied self),还是具有主体性的身体?抑或是二者的混合物?围绕着身体的身份问题,众多艺术家和学者介入了延续至今的理论博弈。由于大多数参与者都采取了折中策略,相关理论话语中出现了至今尚未被消解的身体悖论。在身体的地位被凸显时,它的主体身份则被遮蔽乃至否定。即使在肯定身体的文本中,不彻底之处也清晰可见。走出困境的出路在于清除残余的非具身性自我概念,建构从身体-主体概念出发的艺术理论。

摘要：自文艺复兴时期起,西方文化的建构者们启动了“现代性计划”。随着人文主义思潮不断为自己奠基,有关主体的言说越来越多地与感性生命联系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艺术美学中出现了日益增殖的身体话语,引导人们欣赏自然之美。于是,身体和自然开始在艺术中结对出现,风景画迅速兴起。从表现“在自然中的身体出发”,它演绎了三种类型的题材:其一,自然环绕着身体的风景;其二,身体在风景中是“缺席的在场者”;其三,风景中的自然与身体处于交互作用状态。到了19世纪下半叶,渐趋成熟的风景美学已经同时涵括了广义的身体美学和生态美学。体现于具体的艺术创作中,一种协调身体—自然关系的交互美学诞生了。对于仍深陷疫情危机的当下人类来说,这个变化踪迹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迪。

摘要：对于英国文学批评家A.C.布拉德利的演讲《为诗而诗》中有关艺术形式与内容统一的论述,拉马克给出了一个完整和清晰的说明。他声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应该被理解为读者对诗歌的一种强加阐释框架。现代主义诗歌则是对拉马克这一主张的有力反驳,其独特价值恰好在于形式与内容的剥离。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应被视为一种文化上对诗的要求,而诗的内在美学意蕴可以有意地抵制这种要求。

摘要：由于生物科学、医药技术、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有关后人类美学的言说逐渐兴起,牵连出复杂的话语实践。梳理和延伸相关线索,有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后人类美学的建构是否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它又将具有什么样的研究纲领?经过一番理论跋涉,我们发现后人类的建构是完全可能的:后人类主义并不意味着设定一种被命名为“后人类”的实体性存在,而应被如其所是地领受为“在人类主义之后”;它不再将人类理解为封闭的理性主体,而是探究人类与非人类他者(智能机器和其他生命)合作的可能性;在经过恰当的位移和阐释之后,这种思潮可能重新为美学(感性学和艺术哲学)奠基。在揭示了这个关键线索之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会显现出来:当且仅当人类建立一种涵括人类、其他生命、智能机器的交互本体论,对后人类美学的建构才会变得可能。恰如斯迪拉克等人的行为艺术所演绎的那样,落到实处的后人类美学将具有三个维度:其一,它是同时聚焦人类行为者和非人类行为者的复调美学;其二,它是阐释不同行为者交互作用的界面美学;其三,它是涵括非人类他者的关系美学。

摘要：随着AI的兴起,人的主体性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已经变成了“机器和有机体的混杂物”,即赛博格(cyborg)。在这种新的处境中,美学(感性学)的建构方式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赛博格时代的到来,使得审美主体概念已被改写;身体-技术的当下嵌合方式正在产生新的审美话语;正在生成的赛博格美学具有清晰的特性,也具有自己新的研究领域,有关趣味、判断力、尺度、艺术理想的言说都将被改写。

摘要：18世纪美学中“自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一变化与美学思想的转向有着密切的联系。该文尝试从艾迪生对于“想象的愉悦”的阐释入手,结合经验主义的哲学思潮,论述“自然”与“想象”这两个美学概念之间的联系。艾迪生对于“自然”的理解一方面将其从目的论中解放了出来,另一方面又引入了“想象”这一概念,使“自然”成为在眼睛和心灵中形成的图像,我们通过想象来对日常世界进行改造,使之产生了个人心灵的联想意义。艾迪生借此构建了一种新的审美模式,对于后来西方美学以及艺术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要：《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研究》一书全面梳理了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研究领域的学术起点、发展历史、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力求绘制一幅该领域的知识地图,为读者提供学术坐标和知识索引。其学术贡献主要表现为从知识的学科化构建入手,全面分析该领域知识生产的普遍原理、学科体系和最新动态,为其确立相对稳定的学科身份。作者建构的理论体系令读者对该领域涉及的主要学科、交叉领域及其研究范式、价值向度等要素一目了然。该书还敏锐地指出该领域研究成果欠缺厚重感与纵深度的原因在于没有足够强大的意义体系去形成达到学术成果要求的通用规则,其话语体系并不完全符合学科要求。因此,该领域要改变学术地位不高的现状需不断完善理论、意义和话语体系。这对长期以来该领域重实践轻理论、重技术方案轻理性思辨的工具导向或是一种纠偏。

摘要：日伪统治时期,山西的地方伪政府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治安开支,一般采取征收摊款的方式来筹措经费。由于摊款存在诸多弊端,伪山西省公署先是出台规范摊款的政策,后又从1943年开始禁止各项摊款,改以户口捐的名目来征收。相比摊款,户口捐的制度设计更加规范与细致。然而,由于许多人并不如实申报自己的资产与收入,户口捐的征收并不顺利。为有利于户口捐的征收,户口捐从申报制转向承包制,让村来包办,以便解决申报不实的问题。户口捐之难以落实,反映了日伪政权不得人心。

摘要：明代知识型宦官文人化、儒臣化,他们一方面为诗著文,刊刻书籍,过着诗酒风雅的生活。另一方面,或通过干预帝王意志或交通外廷阁臣,广泛参与政治事务,其手段方式不一而足。饶有趣味的是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的太监金忠刻《御世仁风》以劝帝勤;进而再刻《瑞世良英》教化臣民忠孝贞廉。两本版画书籍图文并茂、生动形象,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寄托了一个奴才对于主子和王朝的无限期望。而一介内监如此名正言顺地参与宫廷政治文化事务,恰好也说明了至少在明中期知识型宦官从奴婢群体跨越到文官序列的"儒宦"身份已得到帝王与文儒们的广泛认可。从另一个层面讲,这种转型也是他们自我文化认同的一种实践与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