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已有对技术治理热进行的冷思考不足以给我们更清晰的认识,难以回答如下基本问题:与技术治理密切相关的一组概念——数据、信息、技术,到底是什么含义、彼此有什么关系,我们该如何在变化的社会中思考信息、技术与治理,技术是否适合与治理结合、怎么结合等。技术是一种把信息从数据中提取出来的工具和知识系统,兼具目的意义和工具意义。技术与专门知识的匹配和融合是技术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中国的技术治理应该作为现行运行机制的辅助手段,但现实中其工具意义被过度开发和利用,目的价值被弱化,可能存在的三大风险是专家权力过大导致极权、整体性治理危机以及反治理。技术的逆多元化、破坏规则却不能自动建立新规则的特点,进一步解构国家治理的多样性、公共性和回应性。欲改善技术治理现状,须重新认识国家社会的主客体关系,重构治理结构体系,注重公共价值和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摘要：当前中国地方政府信任危机包括负面特征信任危机、不当行为信任危机和制度不公信任危机三类。宏观上,政府信任危机与社会信任水平整体下降、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绩效与公众期望存在较大反差、制度倾斜与不公正现象大量存在等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微观上,每个危机事件从发生到结束基本上包括政府行为被质疑为不当、信息传播、资源动员等环节和要素,呈现出一定的机理性。防止和治理地方政府信任危机必须要着眼宏观,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摘要：本文立足于公务员制度发展的历史背景,对公务员职业化的起源、内涵与模式选择等进行了分析与比较,为公务员职业化提供一个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全面比较国外公务员职业化两种基本模式,揭示公务员制度在技术和体系设计上的价值内涵,为准确理解职业化的观念、原则以及推进我国公务员职业化建设提供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