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保护、传承与弘扬黄河文化是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现有区域式、分段式、单元式的文化保护模式容易造成各自为政、分散经营和同质竞争等问题,有必要创新保护思路,探索出与流域文化特征相匹配、与流域发展需求相适应的“黄河文化保护模式”。文章基于黄河文化“以时空演变为线索、以生态环境为基础、以人水关系为核心、以遗产资源为载体”的现实特征,识别出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弘扬的特殊需求。对照国内外针对单体文化遗产的属地垂直管理和针对线性文化遗产的文化线路、遗产廊道等保护模式,从范围边界、保护模式、保护理念、保护机制四个层面总结已有黄河流域文化保护的现状与不足。挖掘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弘扬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价值,提出构建边界清晰、责任明确、协同有力的流域文化保护体系的对策建议:将庞大繁杂的黄河文化集合,抽象成统一凝练、特色鲜明、真实完整的流域文化符号,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讲得清的“黄河故事”;建立黄河文化保护的一张图,给立法、执法部门相应参考,为社会公众的文化保护、传承与弘扬指引方向;树立“大黄河”的流域发展共识,将黄河文化蕴含的传统智慧和时代精神内化于整个流域管理的实践中,为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整体统筹和区域协同提供思想基础和智力源泉;积极推动黄河文化保护规划制定过程,完善社群组织培育、市场价值转化、保护效果评价、行政执法监督等机制,为实现跨区域流域文化管理提供人力、资金和制度保障。

摘要：确定性,本质上是产业政策弥补"市场失灵"的信息基础。而当前产业政策问题、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之间的不一致性,即产业创新条件下的信息不确定性,导致政策目标精准定位的先天困难。当产业发展的目标从赶超转向创新驱动,决策目标和前景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深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需要重新梳理决策主体和政策过程模式。基于产业政策的由来、演变和逻辑的分析,特别是赶超型经济体和权威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时的信息条件,产业政策的决策模式可以分为四种类型:渐进调适型、理性设计型、市场协作型、国家战略型。不同的决策参与主体根据其拥有的信息优势,针对不同类型的产业政策进行决策,实行各自的问责方式。如此,转型期的产业政策决策才有可能形成制度化的良性改进,逐渐夯实市场和创新的制度性基础。

摘要：挖掘蓝碳资源的固碳增汇潜力,有助于完善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保证气候行动的生态完整性,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海洋可持续发展等多重效益联动。我国亟需通过蓝碳市场的建设,推动蓝碳资源资本化进程,以解决蓝碳资源保护修复领域长期的资本误置和融资约束。为此,文章在生态资源资本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系统建设蓝碳市场的总体思路,为指导产权确权、技术创新、价值核算、交易机制、运营投资等核心制度安排提供理论支撑,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或不同产品/服务类型的项目提供差异化的交易机制选择,为蓝碳市场建设的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尽早形成我国蓝碳市场建设的战略决策和总体思路;加快海域使用权立体分权制度改革,探索相应产权激励机制;加大蓝碳科学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形成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技术供给;完善蓝碳资源动态监测体系,建立相关资产核算和管理台账制度;发挥政府市场培育优势,推进蓝碳示范项目和案例研究;推进蓝碳纳入碳交易体系,探索更多蓝色金融创新模式。

摘要：海洋塑料垃圾及微塑料污染严重影响着海洋生态系统健康以及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被列为全球亟待解决的十大环境问题之一,因此有必要构建科学系统的海洋塑料垃圾与微塑料污染治理体系,进一步采取强有力措施,从根本上遏制和扭转我国海洋垃圾问题日益凸显的趋势。本文首先从蓝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泛塑料产业的结构升级以及公众的健康意识提升三个层面阐释了我国开展海洋塑料垃圾与微塑料污染治理的现实意义;其次,从形成机理、迁移路径以及损害表现三个方面总结了其有别于陆源污染的特殊性,从而指出海洋塑料垃圾及微塑料污染治理体系设计的内在需求;接着,从机制、主体、对象和措施四个层面梳理国际国内的治理策略和行动方案,总结现有海洋塑料垃圾与微塑料污染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并分别给出未来需要改进的方向;最后,提出若干加快构建我国海洋塑料垃圾与微塑料污染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包括形成跨部门的陆海一体化综合防治体系、全生命周期的废物管理过程、多元参与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以及全球协力的海洋污染共防共治体系等。

摘要：黄河流域生态本底脆弱、系统环境超载、水沙关系失衡、水资源匮乏,其症结在于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粗放式发展模式下人地关系的矛盾。迫切需要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目标法治化,从生态环境严格保护、经济社会布局优化调整、流域内各行政区统筹协调等多个层面对流域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调整和规范。文章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出发,探讨推进“黄河战略”相关立法工作的策略选择,具体分析了“黄河战略”相关立法的需求、原则、框架和关键。首先,强调了解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生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间矛盾的现实需求,指出了现有体制机制难以有效解决黄河流域系统性保护和治理问题的实际障碍;其次,从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适应性四个方面,分别阐述了此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相关立法的根本原则;接着,构建了以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流域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高度价值认同的流域文化共识为牵引,以流域高水平保护和治理为手段,以流域空间管控和流域协调机构两大机制为抓手的理论框架,识别出那些区别于长江等其他流域保护立法的特色问题作为立法关键;最后,结合我国流域管理法缺位、涉水四法功能割裂、政出多门职能交叉等现实特征给出此次立法定位的思考及建议。

摘要：[目的/意义]算法普及应用过程中的规则化转向,使得既有的“包容性自规制”或“规制性监管”路径不能很好回应算法治理的新特征与新需求,而算法敏捷治理作为“第三条道路”的重要性虽然得到承认,但其理论内涵尚不清晰。需要从应对不确定性挑战视角出发,对算法敏捷治理做出理论界定。[研究设计/方法]以理论演绎和案例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在理论上总结了人工智能类算法技术及应用不确定性在治理维度的具体表现和治理挑战,进而以深度合成算法的风险治理、犯罪风险评估算法的公平性治理、信息服务推荐算法的责任治理为案例,提炼了算法敏捷治理的机制创新。[结论/发现]指出算法治理挑战体现在共同无知、目标模糊、关系依赖三个方面,而算法敏捷治理的机制创新涵盖共同学习、同行评议、反馈迭代等不同内容。[创新/价值]建构的算法敏捷治理的理论框架可为未来技术监管理论发展和实践改革提供基础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