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政府机构的变迁?我国政府机构变迁背后存在怎样的发生机制?在现有机构变迁解释的基础上,基于政策反馈理论补充了一个新的理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政策反馈与机构变迁机制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及其主管机构的变迁历程进行翔实的历史追踪分析,检验了上述分析框架的合理性与适用性。研究发现,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生育政策及其主管机构共发生6轮“互相强化变迁”和2轮“互相弱化变迁”。具体发生机制是,生育政策的政策设计和资源分配分别通过阐释效应和资源效应影响了主管机构的合法性(即决策者支持和民众满意)和能力(即行政层级、职能范围、人员编制和财政投入),导致了生育政策主管机构变迁(计生委、人口计生委、卫计委和卫健委)。政策主管机构变迁进而影响了下一时期的生育政策变迁。在此期间,决策者和民众对生育政策执行效果的学习效应导致了“互相强化变迁”阶段向“互相弱化变迁”阶段的彻底转变。因此,政策反馈与机构变迁的过程机制解释了生育政策与其主管机构之间的“趋势一致性”演变逻辑。综上,分析框架探索了政策与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这有助于理解中国机构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演变路径。

摘要：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引领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深入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取得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成果和标志性实践成果。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系统构建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百余年中监督权力运行所塑造的核心基石和经验凝练,为进一步的制度集成创新储备了系统而坚实的理论、组织和制度基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顶层设计”“核心引擎”“运行动力”“支撑载体”四个集成环节衔接贯通、相互统一,形成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通过“统筹谋划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完善党内监督体制机制”“改革形成协调贯通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等战略性举措的紧密配合、优化实施,将制度集成创新优势不断转化为整体治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助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成效,提出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未来路向:推动监督体系从“有形”向“有效”转变、明晰监督主体权责界限、搭建数字化协作平台以推动形成监督网络、强化对监督权的监督、加强对社会领域腐败的监督覆盖。

摘要：我国行政运作体现了领导重视的重要性,由领导关注而形成的政策注意力深刻影响着政策的设计与执行。通过对省市两级地方党委书记上任后议题关注的测量分析,本研究认为我国地方领导干部的注意力配置不同于传统的政治-行政二分法,体现了当代中国将经济社会发展统一于党的领导之下的体制特征和制度优势。但是,受制于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和注意力资源的稀缺性,地方官员容易产生政策议题的“策略性偏好”、议题关注的“碎片化”和“不连续”等注意力配置“失灵”现象,这给地区高质量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对此,亟待通过加强宏观战略规划的引领示范、提高决策者的注意力管理能力、改革干部考核体制机制等途径加以应对和治理。

摘要：用户个人信息保护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技巨头“垄断”数据,拥有“私权力”,现有的反垄断制度适用不充分。该研究为个人信息保护被纳入反垄断制度构建路径,通过文本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方法,对美欧相关立法与执法实践进行分析,并结合中国本土情况提出对策。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反垄断有两种路径:一是为个人信息保护与市场竞争找到连接点,当企业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个人信息保护而展开竞争时,个人信息保护成为非价格竞争的重要方面;二是将个人信息归为消费者福利的内容,侵害个人信息权益就是损害消费者福利。在规则设计上,建议在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中新增附加不合理的隐私政策这一新型滥用行为,在合并控制审查中增加考虑交易对个人信息保护水平的影响,在禁止垄断协议中新增固定或降低个人信息保护水平的新型垄断协议。

摘要：一些国家和地区已尝试通过手机终端发布地震预警,并采用了不同模式的信息设计,然而何种信息设计更适合中国公众尚缺少研究支撑,且多数研究关注预警文本而对文本之外的多模态要素关注较少。本文采用调查实验方法来探讨预警信息内容(包括行动指示与可用行动时间)和模态(包括图像与语音)两方面设计对公众避险行为倾向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仅就预警信息内容而言,突出行动指示或可用行动时间对公众避险行为倾向都没有显著影响;在信息模态方面,图像模态突出行动指示或可用行动时间的影响均不显著,语音模态突出行动指示也没有显著影响,但语音模态突出可用行动时间显著负向影响公众避险行为倾向,也不利于公众保持冷静,这可能与地震预警的时间紧迫性相关。本文揭示了视觉、语音等多模态要素在预警信息中发挥的作用,展示了预警信息内容与模态相结合可能产生的不同预警效果,可为未来地震预警信息设计研究与实务提供借鉴。

摘要：地方政府网络是地方政府之间或地方政府与帮助其履行职能的其他行动者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是地方政府行动者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一种自组织方案,在公共服务供给、公共事务治理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网络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论文介绍和梳理了地方政府网络的概念与基本内容、相关理论基础、研究传统以及研究前沿等。作为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个新兴的研究子领域,地方政府网络研究在中国的情境下具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挖掘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基于已有相关研究的梳理,论文对中国情境下地方政府网络的研究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要通过严谨的实证研究设计来加强中国地方政府网络的相关研究;二是需要结合前沿的网络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既能够与国际理论进行对话,又能够有效解释中国地方合作实践的理论框架;三是未来地方政府网络研究需要将不同类型的网络视作复杂网络关系系统的不同侧面,来分析这些网络之间的互相影响和演化。

摘要：所谓中央与地方关系(央地关系),是指国家体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纵向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基本关系(景跃进等,2016)。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之一,中央和地方关系不仅关系到国家政权和体制的稳定,也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巨大的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如何管理不同地区的各类事务并回应来自地方政府的各种需求,地方政府如何贯彻落实中央政策,中央和地方政府如何进行资源、人员和信息的互动,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对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关系的调整成功地处理了转型国家的一系列重要发展问题。一方面,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中国“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彰显。另一方面,地方积极性的发挥让中国的各项重大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地方政府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为“中国之治”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的中央和地方关系通过不同的体制机制设计,在不同政策领域呈现出或集权、或分权、或集权分权并行的多元组合,形成一个多维的权力和资源配置的混合结构,更是在治理效果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

摘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本文基于江西省景德镇市2015-2020年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分析了危房改造政策实施对农村贫困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危房改造政策实施有效提高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健康水平,修建卫生厕所与使用清洁能源是危房改造政策实施提高农村贫困人口健康水平的两种途径。危房改造政策实施对因其他原因致贫群体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大于因重病致贫群体,对老年群体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大于中青年群体。本文为认识农村居住环境改善的健康提升效应,并进一步设计与完善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帮扶政策提供了必要的依据。

摘要：近年来,中国各地区经济联系愈发密切,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加深。但与此同时,省际贸易中隐含碳排放转移的问题也愈发突出,对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带来全新的挑战。基于拓展的环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本研究追溯国内价值链中各省的碳排放责任,分解刻画了贸易隐含碳沿六类不同价值链的时空特征,并基于人类发展指数,分区施策设计不同减排方案,模拟中国各省生产侧与消费侧的减排路线。研究发现,中国省际贸易隐含碳规模和重要性快速上升,省际贸易沿各条国内价值链的碳排放均有所增长,同时复杂价值链隐含碳排放实现了数量和比重的双重增长;复杂生产网络塑造了国内省际碳排放转移格局,已经形成了京津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等多中心碳排放辐射趋势;中国存在着普遍的碳顺差和碳逆差省份,各省发展水平存在一定梯度,凸显了在界定碳排放责任、制定减排路线时充分考虑价值链和省际贸易隐含碳的重要性。应对气候变化既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大挑战,同时也是中国基本实现绿色现代化、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机遇。

摘要：[目的/意义]算法普及应用过程中的规则化转向,使得既有的“包容性自规制”或“规制性监管”路径不能很好回应算法治理的新特征与新需求,而算法敏捷治理作为“第三条道路”的重要性虽然得到承认,但其理论内涵尚不清晰。需要从应对不确定性挑战视角出发,对算法敏捷治理做出理论界定。[研究设计/方法]以理论演绎和案例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在理论上总结了人工智能类算法技术及应用不确定性在治理维度的具体表现和治理挑战,进而以深度合成算法的风险治理、犯罪风险评估算法的公平性治理、信息服务推荐算法的责任治理为案例,提炼了算法敏捷治理的机制创新。[结论/发现]指出算法治理挑战体现在共同无知、目标模糊、关系依赖三个方面,而算法敏捷治理的机制创新涵盖共同学习、同行评议、反馈迭代等不同内容。[创新/价值]建构的算法敏捷治理的理论框架可为未来技术监管理论发展和实践改革提供基础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