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认为,日本第71回正仓院展出的两把唐尺本是阴阳一对。这对拨镂象牙尺原藏正仓院北仓,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所创“赐尺”之俗中使用的礼尺。拨镂图案的艺术构图的设计,以《礼记·月令》所记载的时间文化符号系统为依凭,利用鹿、虎、戴胜、雁等在古代时间体系中的蕴意创造出来的,在尺寸之间展示了天地间一年时间的阴阳变化。这种把中国古代一年时间的转换用艺术图案表现于方寸之间的做法,反映了盛唐时代看重时间文化建设的鲜明特色。尺上唐代独特的设计艺术意象,展示出的是古代世界栉比鳞次、井然有序的世界构图。上述对唐尺的分析,对我们认识此后出现于唐代宫廷的中和节赐尺习俗也有重要意义。

摘要：大家知道,汉字书法是书写汉字的一门艺术。汉字书法的这样一个特点,决定了它具有双重特性:既有实用性又有艺术性。实用性是指它记录汉语,具有交际方面的功能。艺术性是指它在交际之外,还具有艺术审美方面的价值。前者可以看做是汉字书法的固有价值,后者可以认为是汉字书法的附加值。前者是存量,后者是增量。因此,汉字是书法的基础,书法一直是伴着汉字起舞的。

摘要：中央设计局诞生于全面抗战的特殊情势中,是国民党建国设计的一环。中央设计局努力完善国家设计制度,奠定计划建设基础,其国家建设计划重视国防建设与工业建设,试图通过建立多个国防区,构建庞大的国防交通网络。中央设计局坚持工业建国,强调发展钢铁和机械工业以满足战后国家建设需要。中央设计局的诸多努力,体现了对建设现代化中国的追求。

摘要：真子飞霜镜是古代铜镜中设计比较特殊的一种,清人阮元认为真子飞霜镜为晋镜,且进一步推断鼓琴之人为戴逵,这为后学者开创了一种解释真子飞霜镜的模式,并在其后的研究中占主导地位。从中国古代时空文化体系的视角,我们可以对真子飞霜镜的图案和喻义有新的解读。从古人阴阳五行思想可以确认真子飞霜镜的阴性特征;古代霜降嫁女习俗与真子飞霜镜之间也有密切联系,“霜”可能是指向时间,即指女儿出嫁的季节,霜降嫁女和真子飞霜镜作为女性妆奁,可以解释真子飞霜镜的出土数量很多的原因;从古代音乐文化角度看,真子飞霜镜中的凤凰与抚琴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认定是招徕阴气以定群生的意思,引申则为婚嫁生育,与“霜降逆女”的习俗一致;“真子”在画面中代表所求之子,通过抚琴者以琴音招徕阴气以求成物,此凤凰飞舞双翅鼓阴气以应之,喻意出嫁新妇得到真子之气,不久将诞麟子,人丁旺盛之意。唐玄宗将华清宫中的寢宫命名为“飞霜殿”,其意也在于嫁娶和求子。

摘要：在同样面对图像时,思想史与艺术史有不同侧重选择和不同研究进路。和艺术史主要关注天才的精彩的艺术品不同,思想史家可能更关注落入俗套的反复出现的图像;与艺术史要从审美的角度分析风格、布局、笔墨、技法不同,思想史家可能会更关注图像背后呈现的观念和知识。但是,由于近年来艺术史在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影响下,渐渐趋近追求“历史证据”的历史学,越来越注意讨论艺术背后的社会、政治、制度、宗教等因素,它和同样与社会生活史日益趋近的思想史越来越角色混融。因此,本文特别指出的问题是,艺术史尤其是中国艺术史,是否要有中国的和艺术的研究立场,以及诸如“风格”、“笔墨”、“气韵”之类的分析方法?同样,这些传统的艺术分析方法又如何可能在艺术史越来越趋向历史学的现代趋势下,使艺术史可以有自己的脉络和边界?

摘要：妖怪学研究是学界较为关注的新问题。从"异界想象"角度理解和阐释四大传说,并引入日本妖怪学研究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妖怪学的基本概念、学术边界、研究方法、研究目标、东亚特征、中国特征、研究历史进行全面的思考和梳理。借助对时间、空间、秩序等关键词,思考中国人的妖怪观。妖怪是一种超现实,是对空间界限的突破,是对时间的转化和超越。

摘要："老鼠嫁女"故事起源于印度,传播于东亚,但受到东亚时间文化框架和东亚古代普遍流行的阴阳观念影响,实际上已经变异发展出与原故事主题完全不同的新层面,这表现于民俗中广泛流行于正月的"老鼠嫁女"传说、故事以及民俗仪式中形成的一系列习俗。而不论在中国本土还是在东亚,认真审视这些经过变异的风俗,背后依旧可以寻找得到东亚内在的原逻辑和引导这些风俗初始发生变化的文化启动点。

摘要：《论科学与艺术》是18世纪中叶法国著名作家卢梭写的一篇长文章,该文是根据第戎学院的有奖征文"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不是有助于人类风俗的纯洁化"而作。文章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类没有好处。文章中的一些结论大概是不对的,但是他提出的一些问题非常有价值,促使我们思考近代科学的进步怎么样才能够配合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摘要：本文认为,20世纪儒学所走过的弯路主要源于未能正确处理两种关系,即儒学与现代西方学科体系的关系;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这些错误导致儒学原有话语系统的人为中断和儒家固有的意义世界被葬送,具体表现为儒学被消融在现代学科体系中,从进德修业之学变成了知识之学。根据儒学自身的特点,作者提出,未来中国儒学复兴的基本任务有三:一是通过正确定位儒学与现代学科及现代性的关系,回归原有的话语系统;二是重新确立未来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其中包括从夷夏之辨出发重铸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从王霸之辨出发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发展道路(即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问题),从社群主义出发理解未来中华文明的形态;三是通过回归经学和复活修身传统来重建现代儒学传统。本文认为,儒学的复兴主要不是建构体系或方案设计的问题。

摘要：押金是佃农交纳的地租保证金,退押运动是1950—1951年新区开展的地主退还押金的运动。曹树基教授以四川江津县档案为中心,是首位细致研究退押运动的学者。笔者深受其启发,但基本认识又与之相悖:从背景看,退押运动的发起与1940年后押租制下佃农的经济损害直接相关,跳过这一时段去争论1940年前押租制对佃农的利弊是走向了论证偏歧;从目的看,退押运动和支持人民币信用以及增加农业税收入几无关联,并非政府为充盈财政而设计的图谋,而是中共在前土改时期打击地主、启发农民"觉悟"的决策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