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泰国4.0”战略推出以来,泰国政府为适应该战略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着重强调通过数字技术驱动国家各个产业的创新转型,其中教育是重点领域。作为东南亚地区比较早地提出将科学技术应用于教育行业的国家,泰国的数字教育先后经历了稳步起航、全面推进、加速发展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泰国政府不仅颁布了各类法案、制定了中长期发展规划,而且特别注重本土化学习资源的开发以及数字化应用能力的提高。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加快了泰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进程,泰国社会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踏步地迈入数字教育时代。然而,泰国的数字教育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表现为教育经费投入有限且分配严重不均、数字基础设施尚不完善、数据安全防护亟待加强、师生数字素养仍有待提高等等。从长远来看,泰国政府可以采取如下对策解决这些现实问题:重视顶层设计,坚持政府主导地位;利用私营企业优势,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关注数据安全,提升数据安全防护水平;培养数字能力,提高师生数字素养;加强对话交流,深化中泰数字教育合作。

摘要：能否深度参与全球与区域价值链,是全球化时代东亚国家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价值链上一国所占据的位置受众多国际因素影响,却也与国内政策选择紧密相关。各国的政策选择在是否具备出口绩效要求和是否培育本土生产能力上差异巨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在价值链上的位置。文章试图解析这种政策差异背后的政治动因,从统治者的激励与约束出发,建立了一个将选择人理论拓展到产业层面政策制定的框架,进而选取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三国的汽车产业,设计了一个“最相似”的比较案例分析。结果显示,统治者面临的政治生存激励,决定其政策目标是将一个产业作为“寻租工具”还是“创收工具”;实现特定政策目标所需的成本则决定了具体的政策选择,即是否将出口绩效要求和(或)本土生产能力作为提供政策支持的条件。文章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有关价值链分工的研究中对国内政治讨论的不足,也显示出投资风险评估与产业政策辩论中考虑政治条件的重要性。

摘要：人类在面对埃博拉、新冠肺炎等新型传染病时,生物医学局限已展露无遗,对抗疫意志力和能力的挑战前所未有,而对此的学理解释尚需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再思考。纵观人类社会同传染病斗争的漫长历程,尽管在预防与控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当下处于以某类疾病为主、多类疾病交叉并行的时期,一旦发生新型传染病流行,其危害将超越以往。而新型传染病有着不同于以往传染病的生物—社会文化特征,其无差别流行往往超越国别所处以某类疾病为主的时期,使国际合作更加重要。然而,全球防疫行动往往走向多元,使国际合作被弱化,其重要原因之一即疾病认知和防疫实践多固着于自身所处的以某类疾病流行为主的时期。而处于传染病与慢性病并行时期的中国,之所以相对成功地应对新型传染病,重要原因是防疫理念为内外一体的人民至上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总之,新型传染病的流行与防控带来了一些启示,各国应重塑对新型传染病的认知,分享防控经验,重构并坚持全球合作。

摘要：非洲慢性病负担逐年加剧,需要包括医学科学在内的跨学科视角共同处理医学和社会难题。医学人类学强调“生物—人—社会”的整体性理解,在疾病流行的解释与防治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系统梳理非洲慢性病相关的医学人类学理论,并以坦桑尼亚为例探讨这些理论在医学实践中的应用情况,为理解非洲慢性病提供跨学科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