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假定同边用户是同质的,现有双边市场文献无法解释现实中广泛存在的平台市场分层运行的现象。本文通过引入同边用户的异质性假定,把Roth提出的市场设计三个关键要素(市场稠密性、拥堵性和安全性)引入Tirole所开创的双边市场理论,为分层运行提供了合理的经济解释。具体地,本文刻画了一个包含同边异质性的平台用户效用函数,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平台企业分层设计的决策模型,得出了平台企业的最优分层设计。本文发现,平台市场的最优分层设计与市场拥堵性、安全性成正相关,与市场稠密性成负相关,并且平台利润最大化时的分层数要小于社会最优时的分层数。相应的政策建议是,针对拥堵性和安全性相对重要的双边市场,监管者应当要求平台企业增加分层数目、优化平台市场的分层设计。

摘要：突破性技术创新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必经之路和重要支撑。文章通过匹配碳交易市场试点企业数据与2010—2019年中国上市企业绿色专利数据,从专利引用结构、专利技术领域及专利影响力等维度构建企业创新策略指标,综合运用双重差分法、合成双重差分法等方法实证检验碳交易市场对企业创新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碳交易市场显著促进了企业探索新知识的突破式创新活动。减排企业发明家群体中最具创造力的发明家比例提升了7.1%~7.2%,这意味着企业更加愿意投资于高技能人力资本,以寻求突破式技术进步。②行业上,作为主要规制对象的污染行业企业的突破式创新活动更为显著;政策设计上,基于强度的碳配额分配方式更有利于推动企业进行突破式创新,而基于总量的碳交易市场下企业渐进式创新的效果更加明显。③企业所处的本地创新生态亦会对企业创新策略产生影响。当企业处于创新要素更丰富、流动更充分、联系更紧密的创新生态系统时,企业就更容易产生突破式创新。

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算法技术结合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后已被应用于自动化或辅助决策、精准匹配和趋势预测等诸多生产或管理活动中。伴随其在商业和公共管理等领域的广泛深刻运用,因算法权利异化导致的算法滥用问题逐渐受到人们的担忧和重视。算法滥用存在针对不同主体的诸多现实或潜在的危害与弊端,足以影响到数字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数字经济时代引致出针对算法进行规制和监管的需求。不同于传统的规制和监管的范式与手段,针对算法进行规制监管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通过分析当前典型的算法规制思路与治理范式,结合算法规制监管的实施特点和痛点难点,本文针对性地提出建立以广义算法公开为基础的分场景算法审查、监管和评议的综合技术规制框架;建立在算法伦理基础上的外部监管问责、平台责任义务相结合的法规体系;建立以个体数据赋权为主要形式的健全维权途径、强化维权意识和配置个人算法权利的数据主体算法权利保障;建立算法设计主体价值与算法相关主体价值收敛协同发展、强化算法设计者社会责任的具体实现路径,以图探求适合中国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算法规制体系建设思路。

摘要：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许多网络用户都使用智能手机或是平板电脑取代了传统的台式机作为首选的上网设备.相应地,用户对移动流量的需求增长也非常迅速.然而,由于高昂的访问成本,人们还是难以完全享受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从全局角度看,如何为互联网参与者们设计优化的流量分配方案已经成为一个关键问题.针对此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基于互联网内容提供商与运营商合作的流量补贴模型DA(data allowance),共同为用户提供补贴.通过对该模型的经济学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该模式能够在内容商、运营商、用户之间形成更具弹性的关系,能有效延长用户的活跃在线时间;2)提出的内容商补贴策略能够实现用户与内容商的双赢结果;3)流量补贴策略不是可以任意实施的,它有约束条件限制以保证补贴的有效性,能够对互联网内容商和运营商制定补贴策略提供有益参考.

摘要：本文目的是对日本新能源产业进行全面分析并与中国进行比较,以从中总结出可供中国借鉴的经验教训。文章首先比较分析日本和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指出起步较早的日本目前在新能源产业的生产和推广方面都在逐步丧失领先地位,2010年的发展目标将很难实现,而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展现出明显的后发优势,进入新世纪以来取得了超预期增长。但是,中日两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都面临着高成本、入网难两个短期难以逾越的障碍。文章分析了问题形成的根源,并比较了中日两国为克服这些障碍所采取的补贴、税收和监管等政策措施,通过比较发现,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的设计更完善,但在政策执行力方面中国与日本还存在一定差距。最后,文章提出了中国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政策建议,指出中国应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基础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增强政策协调性、促进行业优化重组。本研究对于我国积极建设低碳经济、加快发展新能源产业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摘要：数据的确权对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数据在不同场景下所衍生出的权利具有复杂性和差异性,很难使用一个统一的标准进行所有数据权利的确权。本文首次提出通过构建数据要素市场的分级授权机制来解决数据确权问题。通过构建经济学模型,本文发现政府可以通过设计有效的数据要素市场分级授权机制来促使平台企业自发地基于市场规则遵循数据分级授权的要求,一个有效的数据要素市场分级授权机制可有以下作用:(1)可以在遵守最小必要原则的同时,提升愿意授权数据的用户数和平台企业获得的数据总量;(2)可以提升用户福利,并增加用户福利份额;(3)可以在数据要素规模报酬递增水平增强时,更好地提升用户福利及用户福利份额;(4)可以通过制定合理的数据要素授权标准提升用户福利和用户福利份额。本文建议政府制定有效的数据要素市场分级授权指导文件,在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健康发展的同时,提升数据要素市场的普惠性,从而实现数据要素市场的“共同富裕”。

摘要：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然而与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相比,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存在改革推进不平衡、体制机制不健全、布局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深化改革依然面临来自政企不分、配套政策不系统等障碍。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简称《意见》)(1),对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方向、任务和举措进行了系统设计。国有企业改革将加速破除当前存在的三大障碍,并聚焦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混合所有制、职业经理人制度三大焦点,重点在电力、油气、铁路、邮政、烟草五大关键领域取得突破。国有企业改革将开启提速增效与重点突破新征程,将在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取得突破创新。

摘要：作为新型生产要素,企业持有的数据资源尚无法作为资产得到确认,因而影响数据价值的释放。论文结合企业数据的特征,从会计视角探寻企业数据资产化的途径,构建了企业数据会计确认与计量的方法论框架。文章认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提出的数据资源的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构成对数据经济利益的支配,因而这三项权利符合会计意义上对数据资产的控制权。数据资源作为资产的必要条件是来源清晰无争议,企业对其依规持有、使用或经营,其对企业未来经济收益有独有贡献。本文按照数据经营开发成为可交易的产品或提供服务、数据自行开发以支撑企业战略和经营活动、使用或经营但不持有数据这三种情况分别提出数据资产的会计确认方法,并且提出数据资产估值的方案及其适用条件。

摘要：本文构建了企业技术外包活动中技术需求企业与创新提供商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由于直接面临研发风险,创新提供商为风险厌恶参与者,本文使用在险价值(Value-at-Risk)作为其风险厌恶程度的测度,并在此基础上求解最优合同参数,与传统均值—方差(M-V)效用函数的对比发现:1)随着风险波动的加剧,VaR测度下单位支付增加,而在M-V效用函数下降低;2)随着风险厌恶水平的提高,合同单位支付增加,而M-V效用函数降低;3)随着风险厌恶水平的提升,VaR下的固定支付部分也相应增加;4)VaR的两个要素对于合同的固定支付与单位支付的影响不同,保留利润水平不会影响单位支付水平,而置信水平对二者均有影响。VaR测度在克服M-V方法理论缺陷的同时,将提供更符合直觉的管理启示。

摘要：揭示中国西部城镇化格局发展状况,分析其影响因素,对于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5—2015年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化数据,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城镇化发展格局及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和对策。结果表明:10年间,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呈上升趋势,其中,成渝区变化较大,青藏高原区变化最小;就影响因素而言,经济发展要素趋于主导地位,政策、自然要素处于领先地位,人口素质及空间要素影响相对较少。通过分析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化格局及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发展城镇化的同时应高度重视西部地区城镇化空间格局差异问题,应在政府指导下走科学的城镇化发展之路,并以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推进城镇化发展,从而实现"三化"协调发展。合理分析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格局和影响因素能够引导城镇化发展,从而带动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