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国大力发展试点省市碳市场,并积极研究试点碳市场连接和国家碳市场建设等问题。该文采用比较分析法,从法律基础、体系设计、机构安排和调控政策这4个维度分析试点碳市场建设和发展现状,结合试点省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减排成本特征,探讨试点碳市场连接形成国家碳市场的建设路径。建议政策制定者在试点碳市场运行平稳后即启动国家碳市场建设,试点碳市场逐步连接到国家碳市场体系。在国家碳市场建设过程中必须对不同省市给予灵活政策,同时考虑与其他能源环境气候政策的协调问题。

摘要：环境权益交易能够帮助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既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在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我国有多种与碳减排相关的环境权益交易机制在同时运行,它们之间的交叉重叠和不完善的核算规则体系可能导致巨大的碳减排效益重复计算风险,从而影响环境完整性。文中系统分析了我国与碳减排相关的环境权益交易机制及其可能导致碳减排效益重复计算的机理。为避免碳减排效益的重复计算风险,应该加强顶层设计,从建立统一的管理平台、加强信息共享、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明确各种机制的定位与边界、避免不同机制的交叉和冗余等方面入手,加强机制之间的协调,优化总体的规则设计。

摘要：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采用典型浓度路径(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s,RCP)情景对全球温室气体浓度与气候影响作出分析,但当前研究对于排放路径实施的具体方案讨论较少.本文采用反应发展中国家诉求的"收缩与趋同"方案对RCP情景描述的CO_2排放空间进行分配,应用全球多区域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全球各区域的减排路径及能源经济影响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由于各国发展阶段与特征不同,减排成本的国别差异较大,中国经济损失(5.3%~14.2%之间)明显高于欧盟与美国,且中国在2030年以前实现严格减排的经济冲击比2030年以后实现更大.中国一方面需要谨慎做出国际减排承诺,一方面也应该寻求国际社会更多的支持与帮助.同时,全球碳排放配额交易机制的建立可以大幅降低国际减排成本.研究结果为中国在国际谈判中争取合理发展空间,设计国际合作制度等提供研究支持.

摘要：建立全球性跨区域碳市场被认为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效方式而一直备受关注。即将在2015年建成的欧盟-澳大利亚链接碳市场将成为国际跨区域碳市场的重要尝试。为分析建立多国参与的国际跨区碳市场的全球减排效果及其对各参与国的能源经济影响,本文采用表达能源经济系统相互关系的全球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做出定量研究。模型将全球经济体分为20个经济部门和19个区域,并刻画有17种能源生产技术。同时为模拟全球碳市场政策,模型将碳排放权作为与化石能源消费相绑定的必要投入考虑到经济部门的各个生产与消费环节当中。在外生设置碳排放配额的同时,模型允许碳排放权像商品一样在不同区域与部门之间进行交易。考虑到全球碳市场的进展速度,本文选取2020年为研究时点,分别设计了四种情景(参考情景、独立碳市场情景、欧盟-澳大利亚链接情景以及中国-欧盟-澳大利亚链接情景)来探讨欧盟、中国、澳大利亚三国参与下的全球碳市场及其影响。研究表明,在各国2020年减排目标约束下各国碳市场的排放权价格有较大差别,澳大利亚碳价最高(32美元/t CO2),欧盟价格稍低(17.5美元/t CO2),而中国碳价最低(10美元/t CO2)。同时尽管中国的相对减排量(3%)低于欧盟(9%)与澳大利亚(18%),中国的绝对减排量也远远大于欧盟与澳大利亚两个国家。由于中国相对减排成本较低,中国加入欧盟-澳大利亚链接碳市场将促使国际碳价从22美元/t降至12美元/t,欧盟和澳大利亚分别向中国转移71%和81%的本国减排任务,同时分别获得0.03%和0.06%的福利增加。由于排放约束影响,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效提升1.4%,煤炭发电量下降3.3%,而清洁能源发电量则上升3.5%。

摘要：财税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是国际上最常用的两类基于市场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选择其中的一类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市场政策工具,并将二者视为是不能兼容的。相比于碳排放权交易,财税政策影响范围更广,往往受到更多政治因素制约,政策设计也更加复杂。财税政策在英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显著的减排效果,并且通过灵活和复杂的设计,与碳排放权交易共同实施。英国的实践说明,财税政策与碳排放权交易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中不仅可以共同实施,而且可以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本文重点分析了包括气候变化税、排放价格支持机制和气候变化协议在内的英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财税政策设计的特点、政策设计中的主要考虑因素,并分析了英国相关财税政策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间的衔接与协调方式。英国在财税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的衔接与协调中,综合考虑了不同政策的实际影响,既避免了单一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过大,又降低了财税政策所面临的政治压力。此外,英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财税政策中还设计了一系列灵活机制,平衡了控排效果与政治影响,并使政府和排放企业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有利于利益相关方接受相关政策。英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实践对于我国以及考虑采用财税政策或碳排放权交易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摘要：对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TS)的政策效果进行及时和科学的评估,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改善体系设计,从而确保ETS政策目标的实现。目前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评估了国内外ETS的政策效果,但是几乎没有文章对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分析。本文通过梳理针对ETS的碳减排效果、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对经济产出和竞争力的影响、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以及对协同减少大气污染物的影响等五个方面的实证研究,系统总结分析了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方法。目前,相关研究所采用的定量分析方法包括双重差分法、匹配倍差法、三重差分法等,定性研究的方法包括问卷调研、访谈、案例分析等。本文对这些方法进行总结和对比分析,指出其优势、不足以及存在的挑战,最后指出了对我国试点ETS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估所面临的困难,包括数据难以获取、评估方法的应用需要改进、事后评估研究的体量不足等,进而对ETS的主管部门、企业和研究者等各方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为更好地评估试点ETS和即将正式运行的全国ETS提供借鉴。

摘要：美国联邦环保局于2014年6月18号发布了《清洁发电计划》,以期通过各州的减排行动促成清洁发电。美国发布《清洁发电计划》的法律依据是《清洁空气法案》,该法案第111条(d)建立了美国联邦环保局和各州之间的伙伴关系。据此,美国联邦环保局可以设定减排目标,各州则通过创建与联邦环保局指导原则一致的计划,实现美国联邦环保局的目标。每个州可以根据其特定州情以及政策目标来设计具体方案以实现目标。由于美国特殊的宪政体制,美国地方政府在处理环境问题时有着较大的权力,也具有较强的政策设计能力。

摘要：中国的全国碳市场建设,一方面要遵循碳市场的基本原理和充分借鉴国际实践经验,但更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碳市场发展之路。在初始阶段,中国的全国碳市场总体上是一个基于强度的碳市场,而不是一个基于总量的碳市场,实质上是一个多行业的可交易绩效标准(Tradeable Performance Standards),兼具碳税和补贴两种政策激励效果。全国碳市场的总量是一个和覆盖行业实际产出量相关联的灵活总量,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总量。碳市场管控的企业碳排放量不仅包括现场产生的直接碳排放量,也包括企业消费电力和热力引起的间接碳排放量。"十四五"期间,全国碳市场建设力争实现对8个重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全覆盖,按"严控增量"的原则,设定全国碳市场配额总量和确定行业碳排放基准,积极发挥全国碳市场建设在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中的作用。"十五五"期间,进一步扩大全国碳市场行业参与程度和覆盖企业数量,按"稳中有降"的原则,设定全国碳市场配额总量和确定行业碳排放基准,逐步扩大配额有偿分配比例,进一步提高全国碳市场在实现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中的地位和作用。

摘要：《巴黎协定》(《协定》)第6条设立了合作方法和可持续发展机制两种市场机制。受国家自主贡献(NDC)减排目标多样性和未来减排努力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协定》下市场机制在设计和实施中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主要包括缺乏稳健的核算规则、不恰当的额外性评估带来的环境完整性风险以及经济激励下缔约方不积极扩大减排目标覆盖范围、提高减排行动力度的风险。为了降低风险给全球减排行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建立稳健的核算规则,在额外性评估中合理考虑东道国NDC下的减排承诺,并通过设立参与资质要求等方式确保市场机制促进缔约方扩大减排目标覆盖范围。建议中国结合国内碳市场的发展现状,从识别《协定》下市场机制对我国的要求和影响、进行相关能力建设、设立严格的监管措施和建立所需机构等方面入手,为我国有效参与做好充分准备。

摘要：通过对碳排放权交易的理论和各国实践的调研和分析,本文从法律基础、基本框架设计、相关机构安排和调控政策四个方面分析了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missions Trading Scheme,ETS)的15个基本要素,分别是法律基础,体系的排放上限目标,体系的覆盖范围,配额的初始分配,覆盖对象的排放量监测、报告与核查,遵约机制,遵约期和交易期的确定,登记注册系统,市场监管,金融机构的参与,排放交易平台,价格调控机制,排放交易的税费,配额的存储,连接与抵消机制。本文依次介绍了各要素的内涵,并对国外实践中的相关考虑和做法进行了简单分析;根据我国具体情况,针对各个要素提出了我国ETS设计中的一些初步建议。法律制度建设应与ETS机制设计同步进行,相互促进。基本框架设计要充分考虑我国发展速度较快,区域、行业发展不均衡,以及部分行业受到严格管制等情况。相关机构安排要从现有管理体系出发,考虑市场需求,明确功能定位。调控政策应根据政策目标进行设计,避免过度增加体系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