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中国古代思想的主题,“道”一直是中国古人阐发的核心范畴。由于理解的不同,道主要区分为伦理之道、自然之道和阴阳之道。虽然有此区分,但古人一直认为天、地、人等共因“一道”。而这“一道”并不是绝对抽象的,而是要通过有形的实在——“器”得以显明。其中,艺术是最好的一种显明方式。而艺术显明的方式,深受比象思维的影响。作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比象是直接性的,注重以直观的方式来把握天地万物,从而体认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范畴——道。而这种方式正是艺术对道的形象化表达的典型特质。受此影响,中国古代艺术对道的比象,主要体现在对道的性质(阴阳谐和)、功能(生成化育)、形态(动态化的结构和节奏)的比象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于道之比象的四种意义,即认知意义、宗教意义、道德意义、审美意义。通过这四重向度的比象,中国艺术最终通达于道,既使人获致生命的证悟,又提升了文化品格,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征。

摘要：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文中，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归纳为人类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四种形态。其中人类学批评居于首位，被评为四种方法中“雄心最大、影响最远的一种”。

摘要：马克思在其思想成熟阶段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这一思考展开讨论:生产劳动和资本一般的关系,作为生产劳动与作为非生产劳动的文学艺术,以及艺术生产出现之后的艺术生产。通过对1857-1858年间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做文本细读可以发现,马克思在思考过程中并没有对文学艺术究竟是"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下断语,而是表现出徘徊于两者之间的姿态,表明他在处理文学艺术与资本之间的特殊关系时留下了弹性的理论空间。当下的艺术生产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艺术生产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审视并分析"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关系,对于文学艺术在社会关系中获得更为准确的定位有重要意义。

摘要：如果以2005年在《花城》第6期上公开发表中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力》和《棺材匠》为艺术的开端，那么朱山坡正式的小说创作生涯已经有十年了。在这十年里，朱山坡凭借其一系列令人讶异的小说作品，如长篇小说《懦夫传》、中篇小说《跟范宏大告别》《感谢何其大》《送口棺材去上津》、短篇小说《陪夜的女人》《灵魂课》《鸟失踪》《单筒望远镜》等，一跃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坛70后实力派作家代表之一。

摘要：马克思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争取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政治理论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斗争则是它的实践指向;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美学而言,政治也是其必有的维度。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从原则上讲,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政治倾向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和显现。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文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人类学批评、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和经济的（艺术生产）批评四种形态的内涵,在谈到政治批评时,指出：＂从布尔什维克时代开始,一种政治的批评走上前台,它关注的是一套相当不同的问题。

摘要：方东树一般被视为姚鼐弟子和桐城派在嘉庆、道光间的重要代表之一,但他本人却公开申明自己虽曾从学于姚鼐,但并未正式确定师生名分。这折射出他与桐城派复杂的离合关系。细勘方东树的古文理论与创作,会发现他对桐城派文道论、文用论乃至被视为“桐城派古文艺术论的起点和基石”的“义法说”都既有接受、因袭,也有突破、逸出。这表明桐城派传衍过程中存在建构和解构两股看似相反、实则相济的推动力量,启示我们研究文学流派,不仅要重视其总体面貌和共性特征,同时也要关注流派内成员的复杂构成及其同中之异。

摘要：1890—1920年代,受俄国总体经济态势的影响与市民职业经济状况的规约,白银时代俄国戏剧发生剧烈变化和明显转型,形成戏剧转型与经济态势之间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矛盾的交互特征。在剧院设施方面,白银时代剧团在艺术赞助者和文化庇护者的直接捐助下迅速创建崛起;在演员薪酬方面,白银时代戏剧演员薪酬收入高、社会地位高和工作环境好,吸引大批优秀从业者和后备艺术人才;在演出效益方面,白银时代戏剧以广大市民和知识阶层为主要受众,舞台演出效益与居民消费能力密切关联。三者与俄国经济态势息息相关,彼此呈现出正向效果与同构逻辑。然而,1918—1920年前后,以革命庆典活动和先锋广场戏剧为代表的戏剧演出活动,从戏剧经济学的商业效益和经济诉求中悄然逸出,更多吻合戏剧政治学的革命诉求和革新精神,与俄国经济运行之间主要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反向效果与矛盾特征。由此,这构成白银时代戏剧转型中既正向同构又反向悖立,既交互合成又层叠溢出的经济逻辑。究其根源,这既有工业化浪潮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加剧,又有市民娱乐与大众文化消费的发展需要,更有十月革命和时代话语的急剧更迭。本质而言,白银时代俄国戏剧转型中的经济逻辑内嵌于戏剧经济学、戏剧艺术学和戏剧政治学的对话融合之中,是彼时俄国城市化浪潮中市场经济规律、个人利益诉求与国家政策话语合谋作用的综合结果。

摘要：孔子"乐教"是孔门教育的重要内容,因《乐经》失传而长期被忽视。"乐教"虽然包括声乐、器乐、歌舞等音乐教育,但并不限于音乐教育,还包括与"诗""礼"等相须为用的学习实践活动,其主旨在于通过"乐教"培养弟子"美""善"相兼的"仁"德,引导弟子追求在礼乐制度环境下的社会和谐与个人快乐,养成"不忧不惧""乐以忘忧"的君子人格。孔子提出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为学进路充分反映了"乐教"在孔门教育中特殊地位。孔子"乐教"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孔子的言传身教既包含理论层面,又包含实践层面,而颜渊的典型引路则主要体现在实践层面。无论是从教育理论、教育实践还是从教育方法上来看,孔子"乐教"都是最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文化传统,对当下的教育尤其是思想品德教育和文学艺术教育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摘要：印刷术发明以来,知识的社会化生产发展出一条工业化的流水线模型。直线流程将知识生产中的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要素组织起来,生产活动的参与者则依据角色、技能被分配到流水线上不同位置,依序完成智力产品专业加工。线性算法不仅是知识的组织方式,而且向社会空间渗透,逐步主导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社会的运行形式。而在数智时代,数字媒介的出现使得知识生产展现出“迭代”特征:生产过程循环重复,不断逼近结果。迭代出版中知识产品的形态是流动的,动态生成的。这一流程设计,是迭代思想的社会应用。迭代算法向线性算法发起冲击,不仅为知识生产的创新转型赋能,改变了知识形态和知识生态,而且有利于培养具有全面素养、合作意识、谦逊品质、批判精神的知识主体。

摘要：文学改编是指以文学作品为基础,进行媒介符号再加工,将其转化、重塑为另一种形式的作品。改编热潮受到批评家和理论家关注,逐渐建构出改编理论。其中,哈琴借鉴传播学的分析结构,将改编看作运用媒介对源文本的重新编码过程,并归纳出讲述、展示、分享三种改编模式。文学改编创造出新的故事世界,从受众对故事世界的体验的角度来考察,可将三种模式修正为:诉诸想象、诉诸认知与诉诸参与的改编。三种模式对应于作品的媒介呈现方式,即从单一媒介到多媒介再到融媒介或超媒介,与媒介发展的技术路线呈平行关系。媒介进化,看似越来越呼应并满足受众感官欲望的体验诉求,但也侵占了受众的想象空间。技术假体使受众远离了原作的故事世界,也远离了现实世界。因此,在文学改编中应对媒介技术保持审慎的批判态度,合理利用媒介,发挥主体的创造力,为受众提供高品质、高格调、高水准的艺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