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民事虚假调解检察监督机制的关键一环,检察监督程序的有序展开和运行对该机制实效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规则层面对该程序的设计较为空泛,具体操作流程亦未得以细化。应以精准监督、协同监督和适度监督的标准指导具体程序的布设与改进,从明确受理条件、拓宽受案范围和健全线索获取机制等角度改进案件受理程序,从强化调查核实权效力、厘清不同监督方式适用界限以及构建诉中监督机制等方面优化案件办理程序,从而增强监督程序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切实提升民事虚假调解检察监督的质效。

摘要：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改革方案设计、检察办案审批、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考察、审查起诉决定、社会各方协同治理等环节面临诸多风险。在推进改革过程中,检察机关应当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注重防范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各个环节可能存在的风险,积极探索,为完善制度提供实践经验。

摘要：随着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逐步到位,司法改革已经进入到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攻坚期。检察机关完善司法责任制,应遵循司法规律和检察工作规律;加强与其他改革措施的统筹协调;实行综合配套改革。在实践中,需围绕司法责任体系、办案运行模式、加强监督管理和破解"案多人少"难题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完善相关工作机制,确保司法责任制的各项要求落地生根。

摘要：行政违法检察监督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范围从诉讼领域向诉讼领域外拓展,丰富了检察权的内容。行政违法检察监督符合法律监督基本原理。检察权介入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这符合当下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行政违法检察监督仍然具有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属性,监督的对象、权力性质和监督原则都有限度。当前实践运作中,需要从线索来源、监督范围、监督方式上进行探索,尤其要处理好与现有检察制度设计的衔接,同时强化机制保障,建立案件化办理机制、检察一体化机制和外部协作机制,以实现检察监督的规范化运行。

摘要：我国滥用职权罪条文存在设计不合理、罪状不明确、主体范围过窄、刑罚设立不科学等问题,应及时修改立法,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分列,明确其主体特征,扩大其范围,提高其法定刑。

摘要：由于相关配套机制不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运行中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建议从进一步培植现代司法理念、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设计、建立健全正确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工作机制、加大配套相关法律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改进。

摘要：中美两国的法律均要求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两国法律对检察官客观义务内涵的规定有相似之处,包括检察官在证据收集和证据开示中保持客观中立,避免提起不当诉讼,保护被告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以及检察官在特定条件下应予回避等。但由于彼此法律文化的差异和制度设计着眼点的不同,两国法律在检察官的地位、属性、职权、制约等方面的规定亦存在显著区别。

摘要：司法责任制改革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案件分配中实现了“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工作机制,为案件办理的公平公正奠定了基础。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新要求的提出,现有分案模型的分案因素单一、分案功能简单、无法适应改革要求等问题逐步显现。检察机关应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等信息技术手段,构建以案件难易、检察官能力、办案风险、工作量均衡为指标要素的智能化分案模型,提升分案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性,以适应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新要求。

摘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经从理论设计走向司法实践。不同于以往的“坦自从宽、抗拒从严”等刑事政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计须充分体现司法实践和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为使该制度具有可行性和系统性，需要从构成要件的角度，从程序和实体因素、积极和消极因素等方面作出符合逻辑性的构建，从而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充分发挥该制度的价值。

摘要：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命题。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建构与演进,无疑构成一条独特的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道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治理由传统迈向现代的深刻转型,追求一种结构性“善治”,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最终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通过长期的历史塑造,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逐渐稳定、成型,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其要点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一统体制与因地制宜辩证统一、科层体制与简约治理相互嵌套、干部体系与技术治理彼此支撑。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生成路径,可归结为在党的领导下自主探索,立足全局和长远进行战略布局,重视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双向互动,坚持在法治的轨道上稳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