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非遗”与“自媒体”的联姻既导致传统音乐表演语境、艺术形态与文化象征隐喻的变迁,又造成“演—观”主体互动交流空间的再生成或重构现象。“非遗”语境中的自媒体转向主要呈现出两个阶段:即表演文本的重构与重构的表演文本。第一阶段是“非遗”表演的建构过程,第二阶段为“非遗”表演生成的产物。表演过程主要由“情景语境”“文化语境”两种因素构成,前者侧重于表演者的“即时性”构建,后者注重乐舞生成过程的“惯常性”呈现。以原样重复或变化性反复的音乐与唱词结构形成的“套语”形式(程式性)是传统音乐(尤其南方族群)表演构建的主要特征之一。音乐表演过程中“演—观”两个参与主体的互动效果与音乐文本内容的解读多是与表演“语境”有关,它不但是一种“言说”模式,而且更是象征隐喻链条生成的意义之场。

摘要：拉祜族葫芦笙舞是澜沧拉祜族最重要的民间音乐形式。拉祜族葫芦笙舞目前存在三种场域:民间、舞台、市场。传统的葫芦笙舞曲大致分为两类,一类用于集体性较强的节庆场合,一类则用于带有较强隐私性的相亲场合。民间场域中的葫芦笙舞曲音乐,虽篇幅大大增加,但旋律和节奏更多是为了配合舞蹈动作,无论是调性还是织体上,都更接近传统的模式特征;舞台场域中的葫芦笙舞曲则在曲式结构、人员构成、表演程序等方面更加规整,为了追求舞台效果,加入更多戏剧化元素,程式性更强;市场上音像制品中的葫芦笙舞曲则不仅在曲式结构和乐句构成上更加方正,还更多地吸收了跨文化的音乐元素,在发展中不断运用新的科技手段,制造出更符合当代听众审美的旋律和织体。

摘要：作为艺术属性的音乐形态分析是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本位,且是学科研究的基础层次。关注“文化中的音乐研究”是深度解读音乐结构与意义生成(文本与语境)的重要阶段,是学科研究的中介层次。通过音乐与文化语境的互动关系思考,探究作为音乐文本建构与意义阐释者的“人”隐含的深层文化逻辑与社会结构,从而最终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即对于“人”的综合研究,这是民族音乐学学科研究的最高层次。民族音乐学关注的“音乐-文化-人”的三个研究层次,既不是学科研究的“去音乐化”,也不是学科身份属性的自我迷失,而是从另一个视角重新审视“文本与语境”互动关系中的“人”构建文化意义之网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文化逻辑。

摘要：民族音乐学关于音乐与"路"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由"流域""通道""走廊"构成的"路"地理文化空间与音乐结构和象征意义生成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的深入思考。"路"既是地理文化空间,又更多的是一种意义空间。强调从"路"内的田野音乐民族志个案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考察,走向"路"地理文化空间中的传统乐舞形态构建与象征意义的关系性、流动性研究。换言之,从定点的音乐民族志研究,走向"多点一线"、流动性、关系性的音乐地理文化空间研究。尤其思考音乐与"路"和时间、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辩证关系,以及"流域""通道""走廊"中音乐的跨区域、跨族群、跨文化的异地传播问题研究。同时,音乐与"路"地理文化空间互动关系问题的思考既是移动的、多点的、线索的田野民族志书写,又是对传统乐舞文化在跨区域、跨族群之间的异地传播问题展开的关系性比较分析研究。

摘要：“文化非本质主义”“主体性”“自我民族志”研究是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与案头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三个研究观念。坚持“文化非本质主义”思维,要求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动态地看待传统音乐的文化身份建构与变迁现象。恪守民族音乐文化的“主体性”原则,就是指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观念要以“地方性知识”为研究原则,用“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看待“他者”的文化观,而不是以研究者的主观思维或者“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思维去干涉“他者”真实的音乐文化生活。运用“自我民族志”研究理念,不但有助于洞悉民族音乐学学者的研究观念的转型历程,而且对于开展学者学术理念的自我反思与批判工作具有积极意义。文章基于上述三种学术观念,结合作者多年来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和学术研究经历,重点针对如何看待“传统的发明”这一概念,就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本真性”问题、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主体性”思考以及“自我民族志”思维对民族音乐学学者研究观念的影响等问题展开初步讨论。

摘要：分布在老挝、泰国、越南、缅甸以及欧美国家的优勉瑶(Iu Mien),是瑶族最大、分布最广的一个支系。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老挝优勉瑶为主体的难民从泰国难民营迁徙到欧美国家,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跨界族群分布格局。如今,优勉瑶文化的身份认同、族群认同、文化涵化与音乐变迁等等问题成为了当代人类学家、民族音乐学家讨论的热点。尤其是处于后殖民语境中的老挝优勉瑶传统仪式音乐的身份认同呈现出强烈的二维并置特征,即在瑶族语言与神圣性宗教音乐的保护与传承方面多强调族群身份的差异性诉求,而在世俗性婚俗音乐方面彰显其对老挝主流文化的主观认同。因此其婚俗音乐除了保留部分道教或鬼教请神的环节和语言之外,其文化变迁与身份重建现象明显。文章将优勉.瑶置于老挝政治、社会、历史、主流文化语境中进行综合观照,审视其婚俗音乐在强大的老龙族主流文化与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变迁与仪式的再造过程,并在优勉瑶婚俗音乐的“传承链”“变体链”“时间链”的三重维度的综合作用下,导致了当下老挝优勉瑶婚俗音乐的解构性重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