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国,推进可持续发展思维模式转变已共识,然而,在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中需求引致增长的时空演化特征却往往被忽视。本研究基于时空加权回归方法对需求引致增长的局部结构效应进行识别,认为需要充分发挥"三大需求"结构转变的正效应。研究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且有时空异质性;消费显著失衡,存在以牺牲消费获取增长的发展路径依赖;东部长期保持相对较高的投资拉动增长的结构效应,富裕地区对贫穷地区的发展权利剥夺并未停止。

摘要：国内并未形成城市化的共识,城市化推进却处处受挫。当代中国城乡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陷入了两难困局: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另一方面,城市社会矛盾和发展受困快速显现。两方面的事实比兑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城市化道路诉求"的存在,表明既有的城市化进程推进方式面临挑战,需要进行大幅调整。文章基于此现实和理论发展困境,构设中国城市化研究新框架;文献归纳总结贯穿全文,内容谋篇布局抓住城市化发展"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困局,意在构建中国的城市化理论与实证研究概念性框架。中国道路选择题注作两层含义进行解读:其一,解构本土化城市化理论;其二,探讨契合于中国实情、因地制宜的城市化和城镇化路径选择。植入"脆弱性"概念研究中国城市化道路选择正当其时,有鉴于此,文章给出了具体的实现框架。

摘要：涉农"一号文件"显示出中央政府对解决农村发展难题的"决心",但是却未从根本上消除发展困局和农业安全隐患。基于控烟指令推行的特殊事实背景,立足于烟区烟农收入稳定和增长目标,借助烟区县级调查数据展开实证研究,搜寻烟叶种植转型的理论依据。结果表明:家庭承包土地面积和劳动力数量决定烟农家庭收入和烟叶种植规模。理论推断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通过揭示烟农收入和烟叶种植规模决定的内生机制,提出实现转型道路构想可供选择的发展思路。

摘要：人口是建立社会与经济之间联系的中介变量,人口空间分布又是全球性问题。当代中国,移民作为城市化的结果,其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在人口、经济和社会互动发展过程中,城市化则是人口城乡和区域空间分布演变的主要内容。在时间层面上,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演化内生于人口数量和结构转变;在空间视阈下,人口地域分布适宜性包括城乡和区域两方面内容。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总结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事实,发现时空演化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和实践指导价值。作为第一人口大国,谋求社会与经济稳定发展是解决人口问题的基础之基础,中国人口与发展再次行至十字路口,人口研究不能刻舟求剑;其不仅是重大学术性命题,更是社会、经济性实践难题。研究分析需要立足中国实情,贯穿全文的逻辑主线是人口转变和空间分布,主题是人口、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目标是建构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理论体系。

摘要：本文以转变经济结构为切入点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通过测算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和识别经济结构变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路径并对结构变迁的内生机理进行解释。研究发现:经济结构是影响经济空间分布的关键因素;结构向量存在交互作用,区域"块块"经济增长过程的实现并非孤立的系统;表征经济结构的部分关键变量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政策含义是:在区域空间经济发展转变过程中,省(市)政府在结构调整时需重塑对"诸侯经济单位"的主动性和被动适应性特质的认识,为实现联动发展目标要通盘考虑其余地区的发展路径选择。

摘要：本文通过实证发现,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政治投资周期,地方官员更替倾向于推高全国总体的投资增长率。同时,地方官员职业竞争的加剧推高了当年地方投资增长率,也增加了当年地方投资扩张的概率。这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表现得尤为明显。最后,我们对地方官员推动投资扩张的可能渠道进行了分析,发现国有企业扩张、银行贷款和引进外资都是其潜在的投资增长渠道,但其在不同阶段所倚重的渠道存在差异。20世纪90年代以前,地方官员更加倚重国有企业扩张融资,而此后则更加注重银行贷款等外部融资手段。上述发现为我们合理安排投资、增强宏观经济稳定性提供了有益启示。

摘要：长期以来,消费理论研究是宏观经济增长研究的重点内容,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微观经济学消费行为研究的核心内容。本文分析延续从消费差异论到消费决定论,最后回归消费增长论的逻辑主线。借助1978～2007年的城乡居民消费及相关经济数据,依据消费的持久收入假设,估计了城乡居民消费函数,发现两者差异主要来自持久收入和自发性消费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城乡消费不仅在消费水平和增长率决定因素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在自身冲击和收入冲击的效应方面亦存在显著差异;在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增加的众多因素中,收入增加成为关键因素。城乡收入不平等以及农村内部的不平等都使得刺激农村消费需求面临困境,而回归农村经济发展以及收入分配的增量改革和存量调整都是解决困境的重要途径。

摘要：正常情况下,透过生育水平及意愿即可知晓未来人口发展动态,然而研究中国妇女生育还必须考虑人口生育数量计划管理的硬约束。本研究以已经生育了一胎的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依据典型调查获取的微观数据搜寻生育意愿的决定变量。结果显示:按照不同类型进行分组测算的还想再生育一胎的妇女比例都在30%左右,妇女的出生年变量能够反映出生育意愿的跨期差异,受教育水平等变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极为显著。当控制城乡差异(户口类型变量)、民族虚拟变量和第一胎出生婴儿性别时,结果仍然稳健。用妇女工资水平作为劳动参与的代理变量,当我们控制了年龄、城乡户口差异等变量后,发现育龄妇女的教育回报率稳定在8%~9.2%之间。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人口生育政策调整需要动态考量处于不同年龄段妇女的生育意愿变化,育龄妇女会在劳动参与和家庭再生产之间做出权衡,政策制定者需要重点关注城市地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育龄妇女群体的实际与政策生育率的缺口变化。

摘要：在中国出口贸易发展受到外部环境冲击情况下,国内外学者对出口贸易规模是否能够稳步增长不断提出质疑。在此叙事背景下,通过对出口贸易的发展历程及结构失衡深入剖析,发现内部结构性矛盾才是真正威胁出口贸易持续发展的根源所在,外部需求冲击影响微弱。中美贸易差额的比较研究显示,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并非特例,消除贸易争端的经济手段则是顺差规模的缩小;中国探寻多元化出口贸易实践是解除贸易商品、国别结构失衡的内在要求,也是长久之计。基于中国内外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性,对外贸易发展研究需要超越开放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认识局限。要实现出口贸易稳步发展须兼顾区域平衡目标,解除结构性枷锁。消除出口贸易的区域失衡发展困境是解决对外经济发展问题的根本之所在,制定贸易政策必须以"省区"这一基本层面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