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将毛泽东时代提高人口健康水平的经验置于社会医学的脉络中。社会医学认为,疾病既是一种生物学的现象,也是特定社会条件的结果,而且后者的影响更大。想要持久地提高人口的健康状况,需要推动政治层面的根本变革,不断消除疾病的社会根源。本文指出,毛泽东时代的特殊性在于,其不仅实践了社会医学的一般理念,还进一步思考了潜在的危机及应对方法。苏联和智利的案例证明,若不克服社会主义制度下“专”与“红”的矛盾,社会医学将难以为继。以赤脚医生为代表的制度设计,正是通过正式经济关系和非正式社会关系的安排克服“红”“专”冲突的有益尝试。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医学陷入停滞和退却,并不意味着之前探索的失败。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双重背景下,重启社会医学的探索势在必行,而毛泽东时代的实践将为此提供坚实的本土经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