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尚书大传》作为《尚书》的首部经说,十分重视古礼、古乐的传述,尤以古乐叙述最为丰富且独特,更因有些内容不见于《尚书》和先秦其他经书、子书而具有特殊的古史文献价值。巡狩贡乐、陈诗观风、迎时气之乐是其所述古乐较具价值的部分,它们既有口传历史和逸《礼》的来源,也有伏氏一派在古史描述中吸纳的儒家礼乐观念和制度设计,同时还包括伏生学派所在齐地文化的影响。朴素的自然认知、古老的祭祀观念以及理性的政治文明,形成其古乐叙述不同文化形态相混融的特点。礼乐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尚书大传》中的古乐叙述,可以帮助我们寻绎早期国家礼乐文明的影迹,也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华文化的渊源和特征。

摘要：施莱格尔早期哲学—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早期浪漫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深刻性与复杂性。首先,他批评现代文化坚持分析性和反思性的理性原则,导致自然的祛魅和人与自然的疏离。其后,他又对现代的理性形式进行了重新评估,通过将理性反思转化为浪漫诗的反讽,既保持了理性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又将这种否定的力量转化为一种让本真的自然得以不断显现的积极的力量。在以反讽为原则的浪漫诗中,自然不再是一个由量化的、分析性的理性建构出来的僵死的物质集合,而是恢复为一个活生生的、创造性的实在。施莱格尔的“浪漫诗”观念突破了古代与现代的截然对立,既批判现代世界的分裂和异化,高扬古希腊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同时又意识到,人类必须通过与这种原始的和谐状态的分离,才能最终在人的理性和所有其他自然禀赋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达到一种更高的和谐统一的状态。

摘要：1941—1943年间,赵清阁集中发表了《生死恋》《活》和《此恨绵绵》三部改译剧,改编力度之大,几乎可视为独创性作品。因三部剧本均为爱情主题,且显示出鲜明的“为抗战服务”倾向,研究界惯用“抗战+恋爱”的公式来概括其写作模式,却忽略了其中关于启蒙问题的复杂书写。在这三部改译剧中,赵清阁集中关注了新女性的精神困境,并提出“自救”和“互助”两条解决路径。同时,她还敏锐地书写了战争语境下启蒙主体的转换与知识分子的尴尬退场,呈现出抗战文学的复杂面目。

摘要：自战国以降,学者寄希望于建立政治伦理以实现对权力的制衡,惯性代入减省刑罚、施行德治、以民为本的仁君叙事疏释先秦文献,由此严重遮蔽了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通过重审清华简《皇门》与《四告·满告》可知,西周政治伦理基于周王对“大门宗子势臣”———即藩屏势力集团的维护。一方面,型、德、祀等表述的实质,是周王诉求宗子守常、型范祖考、勤恤王邦;另一方面,册封、主祭、共祀、昭穆制等设计,也维系藩屏系统内各分族间的军事互助纽带。周王与宗子属于利益共生的牵制关系。故该类文献属于宗法系统对内的笼络话语,并非集权形态下君民关系或君主内在道德的议题。当藩屏模式被郡县制取代,“民”的主体由率族藩屏的宗子降格为被单向征调的编户齐民,导致了权力双向交互关系失衡,才发生诸子改造概念内涵,试图通过制造政治伦理抑制王权独大的状况。

摘要：从艺术特质来看,《草木篇》实际上很难堪称杰作,却因其用意“寄言立身”的“个人独唱”与“百花时代(1956—1957年)”的诗歌生态发生了剧烈冲突,终至于罹难和沉没。这一文学事件的发生,隐含着当时文艺与政治密切关联的时代症候。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作为诗坛“革新”的尝试,《星星》诗刊创刊,并在推出《草木篇》等具有“革新”意味的系列作品后历经“改组”与“检查”。

摘要：1918年4月,在上海图画美术院新礼堂落成之时,远在北京、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欣然题写“闳约深美”四字,送给相识仅仅半年左右的青年创校画家刘海粟,以示庆贺与期许。作为现南京艺术学院校训,“闳约深美”包含的美学奥义,实则揭橥了近代中国艺术教育致力探求的理想旨趣与文化自觉。一百年来,崇闳之境、博约有道、深识卓见、美美与共的艺术追求与美育理想,成就了“闳约深美”的民族品格,并且指引着当代艺术教育之路。

摘要：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不断深入发展,VR技术开始应用到审美领域。VR审美给美学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笔者从必要性与合理性两个方面对VR技术下的审美转向进行论析和阐释。审美社会性的时代诉求、审美主体的美学需求,以及现实生活的审美超越是VR技术下审美转向的必要性缘由。"艺术"外延的扩大,以及VR审美中想象性实体的客观存在,为这种转向提供了合理性所指。

摘要：广告定位源于产品定位而作用于消费者心理,它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于把商家的战略定位通过广告诉求有效地传播给目标受众。本文对广告定位内涵、广告定位的基准、广告定位的转换、广告定位的影响因素以及广告定位在广告创意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探讨。

摘要：许地山认为:“从我国人日常生活的习惯和宗教信仰看来,道的成分比儒多。我们简直可以说,支配中国一般人的理想与生活的,乃是道教的思想。”可见,道教既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生存艺术。

摘要：美国动画片《功夫熊猫》系列树立了一个创意文化产业的经典象征,其符号、技术、风格的鲜明特色,堪称＂增益全球化＂与＂全球本土化＂的成功范例;而《熊猫总动员》的尝试虽然难尽如人意,但毕竟是迈向国际高端运营的重要步伐,并且在多方面有着自己的独特追求。两者的博弈过程证明：我们必须进入＂跨文化＂商业传播的层面,以自信而智性的动画语体,向全球观众传播＂艺术中国＂的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