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历史任务。“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对于美好乡村生活的愿景,描绘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农村现代化”的知识方案和实践蓝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农业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条件,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护中国人“精神家园”的实践载体;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体推进,是“大国小农”基础上实现强国建设的根本路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同时包括了“物”的维度、“人”的维度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维度,实践层面要避免简单化理解,坚持精准思维、整全思维和共同缔造思维。

摘要：连结生计方式与可行能力,是减贫研究的新视角。生计资源、可行能力与生计结果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公共产品供给与资源禀赋、可行能力、减贫效应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对四川甘孜两个牧区村庄的实证调查表明,在游牧生活中,牧区村庄生计资源短缺,牧民可行能力较低,生计结果呈现出贫困状态。在制度设计及实施中,以定居工程为枢纽的公共产品供给,改善了牧民生产生活环境,提高了其全面的可行能力,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牧区资源禀赋,生活类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了牧民生活可行能力,生产类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了牧民生产可行能力。建构以生计为起点和落脚点,以能力促进为核心的连片特困地区减贫路径,能够实现既见人又见其能,既见收入又见其来源。

摘要：地方政府的行为不仅受到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的影响,同时也面临着来自行政体系设计和治理对象主体行动的风险约束。本文通过对武陵市"整村推进"贫困治理过程中,地方扶贫部门借助"申诉"行为,寻求决策高层变革治理目标,进而软化风险环境的个案描述与分析,提出风险约束下地方政府行为的理论解释框架。文章认为,在日益凸显的行政风险约束环境下,地方政府发展出"变通"、"共谋"和"申诉"等多重应对策略。这种应对策略的差异性,可以经由治理情境这一中观分析单元来解释。

摘要：社区服务设施是社区服务的载体和平台,是构建和谐社区的重要基础。社区服务设施如何既覆盖到所有住区、惠及到所有居民,又节约成本、提高配置效率,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是新时期基层政府和社区工作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公平效率分析视角解决了社区服务设施建设的价值取向问题,社区服务分类理论解决了社区服务设施建设的操作框架问题。基于此,将社区服务设施分为了"两大类、六小类",确定了其项目设置和功能定位,并提出了设施选址筹资渠道、运行机制等方案。从公平的角度讲,社区服务设施要辐射到所有居民,设计科学合理的服务当量;从效率的角度讲,社区服务设施要组合配置、集中建设和综合使用,避免闲置浪费。

摘要：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体系创新催生了"三社联动"的实践探索和政策设计。"三社"中起步晚却最具能动力的社会工作(者)专业优势的发挥对于"三社联动"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当前社会工作(者)在"三社联动"中尽管就提供特色服务、策划社区活动、链接组织资源等呈现出专业优势,但专业缺失仍较明显,主要体现为"依附—庇护"模式下的专业知识转化欠缺、发挥空间不足等问题。归根结底,这种"依附—庇护"模式存在内因方面的专业自觉性不够和外因方面的优势主导性缺位。因此,"三社联动"应从"依附—庇护"模式向"优势—权变"模式转变,从政府取向、三社关系、社工自觉等方面采取导向性补位策略,即政府需采取包容性扶持式态度,促进"三社"各方平等协作,建设自觉的"四型"社会工作等。只有这样,才能使"三社"摆脱盲目性联动,实现权变性联动,达到1+1+1>3的效果。

摘要：扶贫开发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农村反贫困的基本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二者在反贫困的宏观目标上具有一致性,而在具体的政策概念、价值、对象、性质和目标上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国家提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体现出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变迁。目前两项制度衔接在试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政策对象识别和动态管理落实困难、衔接成本高、政策的负向激励与公平性不足等。从政策要素的角度出发,国家对农村反贫困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应注重理论逻辑和运行模式创新,对关键性政策细节作出明确具体和可操作性的规定,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尤其是对两项制度衔接的投入,有效发挥社会组织以及贫困对象的积极作用,并注重政策的协调性、持续性和完整性。

摘要：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此前,全国城市低保已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从2007年开始,我国的低保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个充分发挥低保作为社会保障的"兜底"功能的时代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