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全球治理、国家治理、文化治理等话语层出不穷,治理概念的流行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有关权力观念的基本主张。在文化治理的讨论中,文化如何被治理始终是学界探讨的重要话题,并逐渐由国家权力引导向多主体参与的方向演进。其中,文化空间作为文化治理的重要场域,表现文化治理的具象。基于中西方有关文化治理的学术史,可以明确文化治理的规范性定义。广州沙湾古镇打造的“非遗小镇”是文化空间参与和文化治理空间营造的典型案例,从中可以更深入地探讨文化作为“独特知识、专门艺术、技术与机制”串联组合而成的治理关系。

摘要：在田野作业从游记式走向标准化的科学民族志时代,人类学的研究常常意味着一种依托现场经验、重现被研究社会自然状态的努力。一个“自然呈现”的研究对象成为人类学田野民族志的理想预设,就像自然博物馆精心设计的动物生存环境和进化史一样,直接观察并试图重现一种“他者”的自然状态。然而现场并不是对被研究社会的全面“复刻”,研究者与地方社会的亲密接触是特定时空下文化差异、学术传统以及具体应对策略有机结合的产物,田野“在场”的过程也具有审视和反思的特殊意义。

摘要：基于早年逆境的风险积累与阶层流动之跨时间动态调节作用的耦合效应,本文尝试阐释生命历程中健康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在实证设计上,通过整合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多年度的数据,本文比较了“高起点向下流动”“低起点无明显流动”“高起点无明显流动”“低起点向上流动”四类不同生命历程老年人的失能轨迹。“时点-个人多层次混合效应模型”结果显示,首先,早年不利处境虽然提高了我国老年人失能的起点,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经历过更多逆境的老年人体现出明显的生存优势,失能速度更慢。其次,早年处于不利处境,但是在后续生命阶段实现了阶层跃升从而拥有更多社会经济资源的老年人,身体功能的初始水平更好,后续失能速度也更慢。上述结论说明,个体生命的演进轨迹并非遵循一成不变的规律,不同时间节点上的重要经历、生活变迁和阶层流动都可能影响个人健康生平的构建。这验证了健康不平等形成路径中的“社会相对论”假说,也回应了生命历程理论中关于时间性、时序性、能动性和可逆性的核心概念。

摘要：数字时代,互联网的传播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数据的生产和使用方式,促进了可用数据的爆炸式增长,在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了一场数据革命,迎来了从设计数据(过去)到痕迹数据(现在)再到生成性数据(未来)的发展变迁。痕迹数据包括电子存档数据、设备感知数据和网络平台数据,相较传统的设计数据在时效、规模、范围和成本上的优势为人口研究的拓展和创新带来了巨大潜力。在研究内容上,痕迹数据通过强化流动性测量、收集人口行为背景、捕捉特定研究对象,极大地推动了人口的迁移流动研究,并为微观的人口过程分析提供了丰富洞见。在研究思路上,痕迹数据从时间尺度改变了人口动态的分析单位,空间维度打破了传统人地分离的研究瓶颈,方法上要求促进不同来源类型数据的结合提升研究效度,应用中推进了人口与社会动态的实时监测与预警,为循证决策提供了及时有效的研究支撑。新时代,对痕迹数据的挖掘需要充分发挥数据想象力,加快对前沿计算方法的掌握和跨学科合作的形成,建立现代化的数据生态系统以实现数据的开放、共享和使用。

摘要：遂川龙泉码是起源于江西省遂川县的一种杉木测量与计价方法,在明清时期发挥重要的经济社会作用,因此被列入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然而,在林业生产改制后,龙泉码在历史时期的社会作用便与现实产生断裂。龙泉码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是一场地方文化的复归活动,其中透露出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社会性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项目的本真性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透露出非遗保护的文化路径与社会路径的不同取向,龙泉码的现实情况彰显了这一困境。

摘要：近二十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在国内的广泛流行,掀起了一股革命性的文化浪潮,一方面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本身范畴的大讨论,围绕“文化复兴”“文化治理”“文化行政”“文化变迁”等意涵引申出层出不穷的辨析与思考;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在实践层面上的推演,全面更新与改造人们对传统文化和民间知识的认知和应用。在此过程中,文化概念及其内容自然也逐步演化出新的内涵与态势,并不可逆地与一系列现代性问题相结合。

摘要：1904~1907年,德国第二、三支吐鲁番考察队在西旁(Shu6pang)遗址等地发现约1100件景教文书,其中近半数为叙利亚语文书。这些文书现分藏于柏林国家图书馆、亚洲艺术博物馆、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本文据有关资料对这批叙利亚语文书的发现、流转、刊布与研究等情况进行了梳理。文书的研究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研究主题可分为宗教文书和世俗文书两个方面,研究内容则主要集中于释读和比定文书内容、考证文书年代、探讨文书所继承的东叙利亚传统和希腊传统等方面。最后结合目前叙利亚语文书和吐鲁番景教教团的研究,总结学界对吐鲁番景教教团身份和来源等问题的探讨,并对未来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展望。

摘要：保障安全与引导流动,是现代民族国家边界设计中最基本的两项功能,也是最重要的边界治理内容。伴随着19世纪民族国家理念的普及与实践,安全、流动与治理之间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遂于21世纪初在全球化和反恐怖主义行动的共同促进下逐渐形成了“高安全——高流动”的边界治理思路。受限于国际政治视野下边界安全与流动问题的宏观研究进路,学术界虽然注意到安全与流动在当代语境下不再处于二元对立状态,而是相互协调,但是依旧将二者看作是相互分离的领域。同时对高安全——高流动的治理设计和实践如何在微观层面造成“低安全——低流动”的治理效果缺乏足够的认识。以作为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界的霍尔果斯口岸为例,如若深入边界治理的日常实践,会发现边界治理中存在两对“内部性关系”:其一,安全与流动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生成,即只能在流动中实现安全,在安全中促成流动;其二,高安全——高流动的治理设计内在性地产生低安全——低流动的治理效果。理解边界治理中安全与流动之间的关系,应取决于对边界日常治理实践的观察和分析,注意到内部性关系的存在以及可能带来的意外效果。

摘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域中,内外力的有机合作是保护非遗的重要途径。凉山彝族服饰随着日常生活的变迁和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传统彝族服饰不仅拓展了功能,还促进了彝族服饰消费市场的细分和活跃。一方面,采用创新设计和新面料的机制服饰逐渐成为彝族群众日常穿着的服装;另一方面,传统彝族服饰被赋予了更多的民族文化象征意义,从日常生活中的常服转变为重要场合上的礼服。凉山彝族服饰成功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同时走出了一条传承和发展的创新之路。

摘要：滴水壶辽墓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是一座辽代晚期八角形单室墓,由墓室、甬道和墓道组成。由于墓葬曾被盗扰,只残留石棺葬具和散落的人骨、骨灰,以及绘制于甬道两侧、墓室内壁上的壁画,并未发现可表明墓主人身份等级的直接证据。自1990年发掘至今,学者围绕墓主人身份特别是墓室中的壁画内容,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综合学界相关论述,细致分析该墓中体现的丧葬习俗和描绘户外场景的壁画,推断墓主人为契丹下层贵族。滴水壶辽墓在墓葬形制、壁画分布设计和题材内容等方面,均反映出汉文化对契丹人生活习俗、丧葬观念的深刻影响,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辽代晚期丧葬文化的丰富内涵,以及契丹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历史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