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民体育权即全体公民在接受体育教育和从事体育运动过程中所应享有的自由和利益。通过对我国全民体育权利保障的问题研究,提出在体育立法中对全民体育权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提高政府及体育社会组织的体育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全民健身事业健康发展。

摘要：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不在于证据失权,而是为了防止诉讼拖延,提高诉讼效率,因此,对逾期提供的证据是否给予采纳应当从整个诉讼发展的角度来考量。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设计应使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得到平衡,当前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更偏向于追求实体正义,这不利于举证时限制度目的的实现。现行举证时限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有赖于其他相关程序环节的完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使答辩、证据交换和举证环节合理衔接。

摘要：随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不断推进,关于公民能否成为原告主体的讨论已为必要。现行的制度基于权利滥用、传统诉权理论和"主客二分"法的认识原因,将公民排除于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范围之外。但基于环境权和私人检察总长理论等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支撑,公民作为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原告具有天然的优势及合理性。同时,公民作为原告存在理论和实践障碍,如规制受益者的法律定位、固有法学理论的体系障碍和诉讼动力不足等,都影响到公民提起诉讼的可能。因此,必须对制度价值功能的确认、诉讼分流平台的建立以及原被告诉讼能力落差的减少等进行设计,从理论到实践共同推进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摘要：我国当前的《环境保护税法》重视环境税的特殊性,设计了"环保监测、税务征收"的联合征管模式,但对环境税税收救济却没有特殊规定。当纳税人基于计税依据争议寻求救济时,适用一般税种救济制度的规定。这种救济制度导致纳税人知情权被忽视、直接责任主体的不合理以及"清税前置"规则下的高成本救济。因此,在坚持效率与公平原则基础上,保障纳税人的知情权,同时明确以环保部门为直接责任主体的救济程序,并取消"清税前置"规则的适用,以完善联合征管模式下环境税税收救济制度。

摘要：打车软件平台作为"互联网+"时代下的创新产物,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违法、侵权事件。对于打车软件平台的民事责任问题,我国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各地方政府对其处理不一。虽然《侵权责任法》第九条和第四十九条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侵权责任,但是由于打车软件平台的特殊性,其责任也不能完全适用《侵权责任法》和《消费者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打车软件平台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既需要打车软件平台履行构建信用评价制度链的义务,也需要明确打车软件平台的民事责任,并辅之以相应的配套措施。

摘要：名人有进行广告代言并从中获取经济利益的权利。同时,名人在广告代言的过程中也承担诸如不得进行虚假陈述和应尽注意的义务。我国现有立法对于名人代言广告行为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处于缺位状态,应尽快借鉴美国等国家的相关立法进行完善。

摘要：随着社会发展,生产经营模式正发生着巨大的变革。网络广告作为新生的广告方式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诞生并发展。同时,新的问题也开始不断出现。通过对网络广告的虚假诈骗、不正当竞争、内容违法等问题进行分析,在立法的角度进行探讨,提出应对网络广告主体实施谁用权谁担责的原则,从而完善网络广告审查监督机制,加强法律责任的追究。

摘要：现有减刑、假释规则中民事责任情节的设计，存在忽视财产刑挤压民事责任、矮化民事责任地位，以及加剧“花钱买刑”质疑等弊端。民事责任补救影响减刑、假释是刑民责任互动的延续，其机理在于民事责任补救能减轻社会危害性，反映认罪、悔罪程度，并弥补刑罚不足，但须以减轻刑罚作为鼓励并控制在合理限度内。现有民事责任情节设计具有填补法律空缺，接轨量刑规范化等积极意义，但仍需进一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