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围绕中国境内出土的典型战国至汉代玻璃器,归纳了其主要功能:装饰、礼器、葬、乐器、生活与娱乐用具,其中以装饰用途为主,该研究对挖掘阐释和传播中国玻璃文物蕴含的人文、科学、艺术和历史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利用包括XRF成像技术在内的先进方法,对马王堆一号汉墓内棺出土“黑色菱形纹罗地信期绣”丝绵袍残片进行科技检测,发现该纺织品工艺繁杂,罗织物的褐黑色泽应是单独经染色加工而成。在黑色罗织物上进行刺绣之前,使用了含铅颜料规划底稿,为刺绣加工起到定位和指示作用,而且刺绣使用了至少3种颜色的丝质绣线。在黑色罗底上刺绣精细的朱红色、深红色纹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尚赤”的楚国传统和汉初“服黑”文化的结合。

摘要：马王堆一号汉墓东边厢出土一套竽律管,出土时被置于用淡黄色对鸟菱形纹绮地“乘云绣”制作的分格囊袋内。律管是中国古代音乐史、文化史中的重要物证,更是连接古代中国音乐理论、哲学思想、政治结构乃至宇宙观的重要纽带。使用上乘的丝质面料制作竽律管的收纳容具,显示了该器物的重要性。马王堆汉墓出土竽律管及其包裹物构成有机整体,对其解读研究应结合出土位置、从属关系、使用功能和文化意义等方面综合分析。

摘要：长沙和合浦汉墓出土的几枚特殊的蚀花红玉髓珠制作工艺高超、刻画设计精细,并装饰有浓厚宗教吉祥意义的符号,与同时期中国地区所生产和流行的珠饰有明显区别。相似的珠饰广泛发现于中南半岛克拉地峡两侧,长沙和合浦零星发现的这些珠子很可能也来自这一地区的古代珠饰加工作坊。这些珠子的出土和研究说明地处华南腹地的长沙地区,在2000年前是内陆的重要经济和行政中心,也是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合浦港、番禺港向内陆延伸的关键节点,进一步夯实了内陆湖湘地区同南部沿海,乃至东南亚、南亚的密切交流历史背景。

摘要：珠饰作为人类重要佩饰,自远古之时起就深受人们喜爱。珠饰是出土文物中数量最多、材质最丰富、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类器物,是古代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采用便携式拉曼光谱仪对长沙五里牌M9东汉墓出土的宝石珠饰进行了原位无损分析,确认这些珠饰由绿柱石族的海蓝宝石、透绿柱石以及显晶质石英的透明水晶、黄水晶制成。相似的海蓝宝石珠饰、龟形饰、海螺形饰和系领珠广泛出土于岭南地区如合浦、广州汉墓,以及东南亚克拉地峡、南亚次大陆等多个地区。我们认为这批宝石珠饰是由南亚或东南亚经海上丝绸之路输入的舶来品,研究结果进一步确立了长沙为海上丝绸之路内陆段贸易和消费的重要节点,并为探讨长江中游地区与东南亚、南亚的文化贸易往来和友好交往提供了新的重要研究材料。

摘要：羽毛贴花绢是目前田野考古发现唯一用羽毛装饰的棺饰。用羽可能是古代翡鸟和翠鸟毛,来源于海外各国的进贡。通过科技检测及装饰工艺可知,羽毛贴花绢在粘贴羽毛的时候可能更改了原先的设计,只用了先前的轮廓。本文从楚地墓葬中出土的羽毛制器和楚汉墓葬中的羽人题材入手进行探讨,认为羽毛贴花绢所用的翡翠在当时作为非常贵重的装饰品,只能在皇帝允许下才能使用,不仅用于装饰内棺,而且在丧葬礼仪中还用于引导墓主人之魂获得重生,与普遍认为的羽化升仙的内涵不同。

摘要：汉代是我国古代琥珀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琥珀的出土数量、形制均在汉代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采用无损谱学手段对风化、氧化的出土琥珀进行测试时,样品表面的渣化、粉化状态会给无损测试和结果分析带来不小的挑战。本文选取来自波罗的海、缅甸和辽宁抚顺的113块不同氧化程度的琥珀原石样品作为参考样品,以探明氧化蚀变给不同产地琥珀的谱学特征带来的具体影响,利用了显微观察和红外光谱等测试手段采集了波罗的海、缅甸和抚顺琥珀氧化前后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未氧化和氧化程度较低的琥珀原石样品,通过红外光谱可以较好的对3个产地的琥珀进行区分。在对琥珀原石样品红外光谱数据处理后,建立了用于出土琥珀产地溯源的红外光谱数据库和基于谱峰识别的产地溯源流程,并结合模式识别分析方法建立了琥珀原石产地溯源模型,该模型对113件琥珀原石的产地识别效果较好,准确率达到了96.5%。采用琥珀原石样品红外光谱数据库分别建立适用于两地出土琥珀的产地溯源模型,模型分类结果表明海昏侯墓出土琥珀均来自缅甸,而湖南汉墓中3件出土琥珀来自波罗的海,1件来自缅甸。由此可见,在汉代时波罗的海琥珀和缅甸琥珀便已传入了中国并被广泛使用。

摘要：针对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的特点和需求,提出了基于知识库、VR等相关数字技术的可移动文物智能修复与管理平台,并进行了技术设计和实现,从可移动文物信息采集、病害评估、方案编制、修复实施、修复档案整理以及项目管理等方面为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提供较为全面的信息化支撑和智能辅助,有效提升了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效率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