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札幌的莫埃来沼公园拥有政府和市民协同运营的独特运营机制。本文从法律基础、运营制度、资金保障及运营策略四个方面调查分析了该运营机制长存二十年之久的原因,从而发现市民对该公园的高度认同是其不可或缺的软性条件。该运营机制不仅适用于传统概念上的城市公园,更对公共艺术建成后如何可持续性地激发活性有积极意义。

摘要：敦煌莫高窟第57窟是唐前期第一期的代表洞窟。外层龛正面左右下部绘有树下两脚合并坐式菩萨像和树下坐于藤座上呈半跏思惟姿势的菩萨像。这种菩萨坐像的组合以及与其类似的组合,在隋代第二期洞窟中就已出现,它们与弥勒像密切相关。但在第57窟中,与隋代第二期洞窟有所不同的是人们憧憬的往生净土画在窟顶。阿弥陀如来作为过去佛,由阿弥陀、释迦、弥勒构成的新三世佛在唐前期第一期完成了转变。重要的是南北壁所表现的树下说法图不仅仅表现了三世佛,还表现了当时人们所憧憬的往生世界的情景。另外,唐前期第一期出现了将弥勒以如来表现且坐于宝池中。但是,初唐第一期末期的第322窟仅北壁阿弥陀如来坐在宝池中,南壁的弥勒如来未见宝池,这是因为弥勒净土本来就没有宝池。这种阿弥陀如来和弥勒如来都拥有配备宝池的净土的模糊印象,也显示了净土之间的不同。第57窟与第322窟一样,北壁如来坐像坐于宝池中伸出的莲花座上、南壁如来坐像周围未见表现其坐于宝池中的莲花和荷叶,那么第57窟南壁主尊虽然不是如来倚坐像,但下意识地作为弥勒如来而绘制的可能性很高。

摘要：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少子化问题,日本有计划地在中小学家庭科课程中开展以遏止少子化为目的的价值观教育。从21世纪初开始,日本政府通过宏观规划、政策保障和课标融入等方式为家庭科课程设计了明确的家庭观、生育观和两性观教育内容,并通过家政技能实践、“男女共学”和校社协同联动等方式深化青少年对组建家庭和养育后代的价值认同。近年来,中国“低生育率”问题愈加凸显,亟须有针对性地通过学校课程开展价值观教育,树立倡导积极的婚育观念,发挥好教育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

摘要：随着中国轨道交通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单一功能的站前广场规划已无法满足当下多样化的城市建设需求。本研究通过对日本站前广场的建设历史和相关规划标准的梳理,针对日本多个不同级别城市的站前广场进行实地调研,并且分析代表性案例的空间规划和开发方式,总结出日本站前广场的规划经验:重视站前广场在站城一体化开发中的空间调节作用,根据规划需求调整广场的城市功能;广场建设要结合站点周边地区发展特点,注重广场的灵活布局和多样化利用;广场规划各阶段设立合作组织,注重广场各建设部门的相互沟通和责任划分以及制定持续的利用者参与机制和完善的广场运营制度等,以期为中国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和合理的城市空间规划提供参考和借鉴。

摘要：广安冲相寺摩崖造像龛位于四川省东部广安市广安区渠江北岸。广安冲相寺摩崖造像龛是为数不多的从隋代到中晚唐时期持续建造的摩崖造像龛之一。本文选择各期保存良好且特征突出的造像龛进行分析,明确各期龛内造像的特征。通过考察与四川其他地区造像的关系,确定广安冲相寺摩崖造像龛的历史地位。本文进一步阐明,广安冲相寺摩崖造像龛积极吸收各地新流行的造像风格并持续建造,但未能创造出新的流行形式,这正是其最大的特点。

摘要：基于主动交互模式设计的智能家用终端产品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为满足主动交互概念需求,根据情感体验为中心的设计理念,结合仿生设计的相关原理,从针对独居人群的弱社交行为需求出发,设计了一款满足家居环境使用的主动交互智能终端产品造型,并提供了产品信息反馈方式的解决方案,最终通过体验评估验证了其有效性。

摘要：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壁画现存对叶形纹样实例众多,特别是在尊像头光宝相花中,对叶形纹样表现形式极为丰富,对此进行研究梳理,有助于探究唐代装饰纹样和佛教艺术的发展脉络。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莫高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的一个缩影。

摘要：文章以初唐前期(唐前期第1期洞窟)至盛唐后期(唐前期第4期第2类洞窟)的代表性洞窟为例,分析了敦煌莫高窟初唐(唐前期第1期洞窟和第2期洞窟)和盛唐(唐前期第3期洞窟和第4期洞窟)诸窟造像各自的形式特点。敦煌莫高窟第220窟之后制作的造像存在着3个顶点:一个是以第328窟为代表的第2期诸窟末期,一个是以第66窟为代表的第3期,还有一个是以第45窟为代表的第4期。可知敦煌莫高窟唐前期造像不断地受到中原(长安)新的流行样式、形式的影响。

摘要：宾阳中洞是由皇帝下令修建的敕愿窟,其内部整体风格统一,在龙门石窟的北魏众窟中具有中心地位,更被奉为北魏的代表窟之一。笔者注意到中洞里那些鲜被关注和讨论的装饰纹样并非新创,而是由数个地区的艺术表现形式汇聚而成,且尚未达到典型的北魏后半期纹样形式的水平。本文将对宾阳中洞里看似缺乏统一性的装饰纹样展开分析,希望能够明确营建此窟的工匠群体之来历,并且力图探明工匠们雕刻纹样时所参照的标准。

摘要：日本作为已知的最早将无形文化遗产纳入法律体系进行保护的国家,已经走过了70多个春秋。由于无形文化遗产是以传承人(在日本的保护体系中主要指保持者与保持团体中的技艺传承者,大致对应我国的代表性传承人以及正在探索中的代表性传承团体(群体)中的技艺传承者)为主要载体进行传承的文化遗产,其与主要依赖物体进行传承的有形文化遗产存在着天然的差别。文章以日本的有形文化财与无形文化财2个子项为例进行比较,阐述为了维护人权、承认人有自然寿命的极限,以及人的艺术具有不断变化性等前提之下,日本在进行保护制度的设计时,针对无形文化遗产所作出的有别于有形文化遗产的差异化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