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王是周王朝的开国先君,又是历代帝王的圣君典范。《诗经》《尚书》等先秦文献中的周文王形象是周人经过精心设计而呈现的。周人通过对文王生平事迹的加工与美化,将文王塑造成伟大的开国领袖、理想中的完美圣人。周人又在礼乐文化中对“文王之德”进行艺术化的塑造与宣传,将文王塑造成可亲可感的周族先祖,并进行顶礼膜拜。文王形象的塑造,由此而具有了重大的历史意义,他不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圣王,为历朝统治者树立了治国的典范,也为后世创造了一种伟大的道德理想,成为推动王朝政治完善、社会文明进步、人民生活幸福的巨大文化力量。

摘要：《论语·八佾》“巧笑倩兮”章记载子夏问诗于孔子,师徒对话循环往复且意味深长。该章牵涉传统《诗经》学、礼学以及艺术美学等诸多问题,尤其是“素”与“礼”的关系,以及“礼”的价值属性,古今阐释的分歧颇大。根据《诗经》句法,以及《论语》“巧笑倩兮”章表述的逻辑层次,“素以为绚兮”极有可能不是诗句,而是诗文评。“巧笑倩兮”章的文本在后世不断变化,涉及文本改善、文本趋同等诸多文本现象,也涉及不同文本间的关联性变异。任何一种文本变异现象的背后都有思想性因素起作用,反映出文本与思想之间的相互形塑。

摘要：公共治理领域广泛运用的算法工具推动了公共性算法的制度建设需求的产生。从治理角度而言,使用算法工具有助于规避传统政府决策的风险、提高政府运转效率,弥补传统政府监管的不足。公共性算法对公共治理的技术逻辑在于,首先通过语言训练为算法实践提供数据基础,然后借助其人机交互功能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终实现公共利益。在构建公共性算法的制度时,需要从技术、伦理、法律等多个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引导公共性算法在辅助公权力主体进行治理过程中走向良性发展轨道。具体而言,在算法准入方面,需要确立公共性算法的实际边界;在算法设计中,应注入社会核心价值以增强算法工具的能力;在实际应用中,需防止滥用权力以保障权利安全;在司法裁判方面,需要司法机构确定公共性算法运行的实际边界,并切实保障治理对象的法定权益;最后,在算法监督方面,必须限制数据利用以维护公共秩序。

摘要：在人类学美学的研究中,原始社会的审美活动附属于其他活动之中,美学家关于艺术以其直观特质充当人类根源性活动的研究又表明审美活动不仅不附属于他者,而是一切活动的根源基础。鉴于两者的理论相悖所带来的问题,即审美活动的原初、本源、本真性价值是否不适用于原始社会,原始人是否是没有审美活动的另类人,美学上需要论证审美活动根源意义的原始发生。从对原始艺术三重心理研究中发现,原始人的审美活动具有较大的独立意义,甚至表现出了审美活动的根源意义。对于原始审美活动的理论遮蔽,起因于语言陈述、功利因果、生理生存、共同体假定等理论陷阱。

摘要：《朝花夕拾》是鲁迅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散文集,共收录了10篇回忆性散文。对于该书的文体,学者孙郁指出:“《朝花夕拾》在文体上别有创意,小说笔法与随笔韵致交融在一起,行文别是一番境地。”[1]作为《朝花夕拾》中最后一篇散文,《范爱农》一文在随笔韵致之外也明显运用了许多小说的笔法。不过,截至目前,学术界虽也注意到此文中的小说笔法,但一直缺乏系统的梳理和专门的讨论。《范爱农》中小说笔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细节描写、抑扬来塑造典型人物.

摘要：作为“伟大的鲁迅的同辈和后辈”①,钱谷融的鲁迅研究时间纵贯20世纪60—90年代,文章数量不少,篇幅也不短,范围涵盖鲁迅创作和研究—关于创作的涉及多个文体,杂文有《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1961),散文有《鲁迅讲析》(1981),小说方面的综合性阐释有《鲁迅的小说》(1982),细读单篇小说的有《论的思想锋芒——祥林嫂是怎样死的?》(1981)、《“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重读鲁迅小说》(1986)、《谈》(1990);关于研究的有《纪念鲁迅话研究》(1981)、《序》(1993)等。

摘要：“总体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成熟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文艺意识形态论确立了一个特别宏观的理论视野。卢卡奇构建出“历史总体论”,认为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表现在它的反拜物化功能上。戈德曼的“结构总体论”是对卢卡奇和皮亚杰总体性理论的融合,他论证了文艺作品与社会集团、社会阶级之间在精神结构(世界观)层面的整体关联。詹姆逊的“多元总体论”主要是对卢卡奇和阿尔都塞总体性思想的综合,他的“政治阐释学”就是运用“症候阅读法”去揭示文本的“政治无意识”。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论有所创新和发展,但是,以詹姆逊为代表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审美人学观念,以钱中文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建构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对之有纠偏之力。

摘要：海德格尔在审美对象、创作主体、艺术作品、“美”的定位等几大美学问题上与康德几乎截然对立,可以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美学范式:主体论美学和存在论美学。其原因在于,他们的哲学“总问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康德的核心问题是“人是什么”,海德格尔则始终关注“存在之真理”,其存在论哲学具有鲜明的反现代性、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后现代”特色。尽管海德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在总体思路上不无高明之处,但是,这种“另起炉灶”的超越方式也存在一些失误:海德格尔忽略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忽视了康德的生态伦理和生态美学思想,事实上也无法避开康德的主体性理论。他没有认识到,康德美学的真正缺陷在于,它是一种主观先验唯心主义美学,而不是主客体统一的唯物主义美学,因此,与当代中国的“实践美学”相比,海德格尔为康德美学提供的替代性方案终究是空洞而虚幻的。

摘要：宋代朝廷致力于复兴与完善礼乐制度,热衷于收集和研究青铜器。值得注意的是,瓷器逐渐被引入国家礼制,作为丧礼、郊祀所用礼器。青铜器与汝窑瓷器制器在观念上存在“尚象”与“尚质”的区别。受“尚质”观念影响,汝窑瓷器的美学特质通过造型极简、反对纹饰、天青色和玉质材料效果这四个方面表现出来。与其说瓷器的这种极简主义与“礼”的内在精神相符,毋宁说是宋代官方审美意识形态的体现。宋代极简主义较早发生于器物,而西方极简主义则源自建筑。与“少即是多”“装饰即罪恶”等观念比较,瓷器的极简主义呈现出相异的特征,蕴含着向三代之文化理想回归,并由此逗发出器物美学趣味革新之冲动。

摘要："为艺术而艺术"作为唯美主义的核心观念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获得了很独特的表现,产生了中国化的特定表现形态,"节奏"说则是其中最具特色的一种。它曾获得众多文艺家的关注,贯穿于现代文学的整个过程——与20世纪初鲁迅开辟的追求生命律动的"恶魔美"路向密不可分;在现代纯诗力倡者那里获得了广泛呼应;最终在钱谷融的《论节奏》中颇富深意地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收束总结,并成为《论"文学是人学"》的先导,由此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独特足迹,启迪着后人对唯美主义自身价值及其中国文化境遇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