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尚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创意产业之一。它是自我展现方式中最直接的、可见的标签,时尚创造了一个自我表达的'词库',将个人和社会联系在一起。在欧洲,时尚设计被视为时尚的核心,同时被赋予了充分的保护,然而在美国知识产权法律框架下,时尚设计却缺乏针对抄袭行为的保护。本文将创新中的文化动因看作一种社会实践,并以其为基础,围绕'是否应对时尚设计提供保护'的问题展开讨论。人们对参与时尚的渴望,在平日的着装中已经显露无遗,它准确地捕捉到了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面,也同时展现了与他人保持一致的拉力及面向新事物的创新所产生的推力。我们将对原创设计的法律保护所可能带来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危险作出解释,并说明为什么针对高仿复制品的保护才是可行的唯一道路。我们为时尚的消费和形成构建了一个模型,强调潮流中个体区分和共享参与所起到的互补作用。我们的分析,揭示了现行法律制度在保护商标之余,未能针对时尚设计所遭遇的抄袭行为提供保护,这一制度扭曲了时尚创新,使其原有的表达属性逐渐消失,而其身份属性和奢侈属性则越发明显。在消费行为具有同样表述性的领域里,时尚动因能够使我们更好地洞悉创新中的动因。我们强调,抄袭和混合两种行为之间的界线,已经为我们指明了一个往往遭到忽视却拥有光明前景的知识产权的发展方向。

摘要：传统的“法律绑定”假说对投资者水平保护较低国家的公司去投资者水平保护较高国家上市的原因提供了合理解释，即公司为了吸引投资，愿意适用更好的公司治理和监管制度，从而进行一种法律上的“绑定”。不过，近年来实践中出现了投资者水平保护较高国家的公司去投资者水平保护较低国家上市这种“反向”跨境上市的情况。这类公司选择反向跨境上市并非为寻求“法律绑定”，而是与“消费者和商业市场绑定”。这种绑定的好处具体包括：对公司的产品、服务和形象进行广告宣传；将发行人打造成具有当地认同和当地股东的跨国公司；对产品的主要市场以及该市场的消费者和监管者表明承诺；表示对该市场所属国家主权和法律监管制度的尊重；意图获取该市场的监管者的特许经营或者许可规则方面的优惠。

摘要：对金融机构而言,增加利润最简单快捷的办法就是提高杠杆率,所以在风险和杠杆率的问题上,监管者与金融机构之间总是存在着分歧;很多人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因为不完善的经理人薪酬制度导致的。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实股东是默许经理人的薪酬制度的,并以此诱使经理人接受高风险和高杠杆率。因此,来自股东的压力才是导致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破产的真正原因。那么怎样才能防止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呢?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做法主要是依靠预防性监管,但本文认为,金融监管的政治经济学已经表明,严格监管之后必然又是宽松监管("监管正弦曲线")。更重要的是,多德弗兰克法案大大限制了监管者救助危机金融机构的权力,而主要是将其纳入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本文认为,对于有危机但不至破产的金融机构而言,强制清算并不是最好的办法,有更好的选择。本文建议使用或有资本制度,通过或有资本制度,大型金融机构相当比例的债券,在预先约定的条件下会转化为股票。但是,与以往有关或有资本的观点不同的是,本文主张转化后的股权是具有投票权的非转化高级累积优先股。这样设计的原因在于,创造一种天然反对风险而又有投票权的股东,以此来对抗追求高风险、高杠杆率的普通股股东,但是只有在金融机构进入"濒临破产"的最后阶段,才能赋予他们投票权。本文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第一,或有资本证券的设计;第二,最近欧洲发行类似证券的经验介绍;第三,或有资本证券在税收等方面存在的障碍;第四,或有资本制度国际趋同的可能性;第五,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施或有资本制度的现有职权。或有资本的时代虽然已经到来,但是哪种制度设计才是最优的,这个问题仍有待讨论。

摘要：美国法律协会(ALI)报告人James Henderson教授和AaronTwerski教授反对产品责任法重述第6条C款中针对处方药和医疗设备的产品设计缺陷采用普通的检验标准(重述第2条B款规定的'合理的可选择的设计检验标准')。美国法律协会阐述了对这些医疗设备应采用保护制造商的标准的原则,并宣称制造商仅在'罕见'的情况下才承担产品责任。根据重述第6条C款的规定,某一产品仅在不能为任何可预见的患者带来净收益时,该产品才有缺陷。Conk教授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对该原则提出了异议。Nebraska州最高法院针对这一问题否决了重述中的这项原则。本文讨论了有关设计缺陷证据特点,Nebraska州法院指出将在以后对该问题进行解释。在一篇回应文章中,两位报告人现已接受对药品采用'可选择的更安全的设计'标准,但该检验标准仅限于将涉案产品同同一时间内书面上有的经由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批准的产品进行比较。两报告人提出的宽松的、带有挽救性质的解释是受人欢迎的。但Conk教授发现报告人的新提议尽管向前迈出了一小步,但是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报告人坚持认为法院没有审理和裁判药品的产品设计缺陷诉讼的资格,因为法院必须尊重FDA复杂的审批程序才能对原告提出的可选择的更安全的设计作出裁决。因此,药品的产品设计缺陷的证明责任比所有其他类型的产品的责任更加严格,其他类型的产品既不需要提供原产品,也不需要市场上出现可选择的替代产品。这种新的更宽松的建议仍然不够充分。人们对专利垄断市场中存在的可选择的更安全的设计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Conk教授认为,在专利垄断市场中,原告承担的提供可选择的设计的责任应当比在开放的竞争市场中所承担的责任要轻。在比较开放的市场中,市场上没有更安全的产品会令原告就其所提出的可选择的设计的可行性和实用性承担更重的证明责任。本文讨论了根据重述第2条B款规定的'可选择的更安全的设计'的标准应承担的产品责任,而根据第6条C款规定的'保护制造商'的标准应免除责任的三个药品案例分析,即治疗痤疮的异构维生素A酸(Accutane)、未经巴氏杀菌消毒的抗血友病凝血因子(AHF)和萨宾(Sabin)口服弱活性小儿麻痹症疫苗(OPV)。最后,本文指出诸如IUD’s和止血垫这类医疗设备比药品更应当适用更安全的可选择的设计标准,同时还讨论了重述第6条C款的'最终的致命的缺陷',即药品和医疗设备适用的相同的保护制造商的产品责任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