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丹尼·凯伊1954年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引起了媒体工业、明星和联合国之间关系的激烈变化,并孕育出"明星外交"的新概念。本文通过对凯伊开始承担情感教育功能的探讨,来介绍当代诸如博诺、安吉丽娜·朱莉等明星的崛起。反过来,通过凯伊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先生",明星作为公民养成和全球治理的有效文化技术手段已经浮出水面。

摘要：自从小说成为最主要的文学形式之后,叙事业已成为文学的圭臬,再现型的诗歌研究模式就占据了统治地位,抒情则被看成诗人的戏剧独白。以弗罗斯特小诗《春潭》的戏剧独白分析为例,可以揭示这种小说式解读的貌似合理性及其明显的缺陷。新抒情理论主张重回贺拉斯开创的抒情传统。诗歌是一种辞藻华丽的话语、修辞手段和伦理教育工具。抒情言说者并非小说中的角色,而是向受众——仪式上的听者或诗歌的读者——呈现传统元素的演述者。抒情重在从物质层面凸显语言,对语言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在抒情那里,语言不仅在主体立场稳固之前与身份结构及其置换紧密联系,而且与韵律及对时间性的身体体验密切关联。新的抒情研究不只局限于探索抒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态,更致力于提出新的抒情规范与类型。

摘要：笔者一直致力于中西思想、文学、艺术和文化的比较研究,在中西文学艺术的比较研究中最感兴趣的是诗学和美学,在这个方面做得较为深入的研究项目之一就是诗学的“摹仿论”。自2005年以来,笔者先后在国外《今日诗学》和《新文学史》、国内《中山大学学报》和《文学评论》等书刊上发表了专门探讨摹仿和摹仿论的长文,在《江苏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及其他不是专门讨论摹仿论的文章中也有所涉及,(1)这些结果不久前收入本人的英文新著(2)之中,成为本人20余年研究中西诗学和美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摘要：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艺术和美学的跨文化研究兴趣得以复苏,论著日渐增多,论题涉及艺术家、风格传统、象征主义和艺术的功能。以前相互分离的学科之间互动越来越多,学者们对于美学的比较研究兴趣日浓。对非西方美学的研究表明:每种文化都有审美原则,艺术哲学因不同的社会而有很大差异,艺术在每个社会中都表达了重要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关于非西方艺术和美学体系的文献增加了,此时的研究受到后现代运动影响,更多地关注这一学科本身及其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市场艺术的数量继续激增,就世界艺术研究而言,不应忽视对市场艺术的研究。艺术正以不同以往的速度不断发生变化,描述和理解全世界正在出现的众多艺术和艺术理论,成为摆在面前的一个巨大而兴奋的挑战。

摘要："奥斯曼"(Otto)与"鲁米"(Rumi)是土耳其籍"景漂"艺术家Ekrem Yazici来到中国后替自己选择的代称。以Ekrem Yazici为对象展开的初步田野调研案例说明,外籍"景漂"的文化自觉以及他们作为行动者对景德镇陶瓷人文艺术景观建构的主动参与,反映了在建构过程中,外籍"景漂"由"他者"到"行动者"身份的转变、认同与重塑,同时也论证了现当代外籍在华艺术家群体作为具有多重身份的"行动者",是现当代中国人文艺术景观建构过程中不应被忽略的重要因素。

摘要：20世纪的艺术史中,现代主义和对现代性的渴望盛行于世界各地;与此同时,中国画作为一种特殊商品遍布全球市场。在其全盛时期,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为了展现创造才能,纷纷将地域的、国家的和国际的艺术影响融于自己的艺术实践。晚年的黄宾虹(1865-1955)就是这类尝试的出色典范。他不仅通过推动“民学”理念倡导现代主义,而且本人脱胎换骨的绘画风格即是现代艺术的象征。本文从20世纪中期“冷战”初期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的现代主义以及跨越两者而“为二十世纪开一纪元”的中国画这三个方面,展开世界现代艺术史上一个精彩的案例。

摘要：“文化无意识”是文化研究和文艺批评领域一个模糊的概念,虽然一些西方理论家使用过这一概念,但并没有做过较为深入的概念性研究,其性质和工作逻辑尚需要从纯理论的视角深入探讨,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内容和形式也仍然有待于进一步阐明。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无意识不是“文化”和“无意识”的简单叠加,而是文化和无意识通过历史、心理、话语等因素的互动而建立的文化心理机制和认识论。通过从精神分析和符号学相结合的视角分析无意识和文化是如何在概念层面产生文化无意识,并对文化无意识的内在逻辑进行概念性探索,可以将一个语焉不详的概念构建成具有一定实用价值的文化研究理论。在构建了文化无意识的内在机制和运作模式以后,通过以该理论揭示的文化无意识的运作原理分析一些文化现象和文学作品,似可证明该理论不仅有助于认识个人和社会意识的深层逻辑,也可以建立文化研究和文艺批评的深层方法论,为一些文化理论和批评理论提供基础性理论支撑。

摘要：在跨文化的传统美学思想研究中,有关艺术表征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中西方比较研究学者采用了这样一种做法,即将西方的摹仿与摹仿论跟中国的抒情传统与表现主义手法相比较,构建了一种二元对立范式。这一范式经过进一步阐发,产生了一种在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界拥有众多应和者、并对中西方的文艺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观点,即:西方文学艺术的主流是写实摹仿为基础的再现传统,而中国文学艺术是以抒情为基础的表现传统。这一观点究竟有多少合理性?其立足的二元对立范式是否能准确反映中西文艺发展的历史?是否能描述中西艺术表征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差异?中西有关摹仿与抒情的确切状况究竟怎样?本文从中西传统中选择两组对这些问题曾发表过看法的思想家,结合现代哲学家、理论家和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对他们有关艺术表征的理论进行分析比较,在重新细读这些理论话语的基础上,审视中西艺术表征理论的异同,并借用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著名的“镜”与“灯”的比喻,提出“镜中灯”这一二元兼容的概念,试图为构建全球性美学的可能性提供一些看法。

摘要：中西艺术哲学比较研究普遍认为,西方古典美学理论强调“真”与“美”的统一,而中国古典审美思想则更关注“美”与“善”的统一。^((1))的确,早在公元前6世纪,孔子就特别指出“美”与“善”的结合:“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后代儒学大家朱熹注释道:“《韶》,舜乐。《武》,武王乐。美者,声容之声。善者,美之实也。”(《朱子集注》)“美”表达的是艺术的形式,而“善”却涉及艺术的内容,由此可见,上古时代推崇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和平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与“善”之间的平衡逐渐将重心移向了后者,因此,教化相较于审美被置于一个更为突出和重要的位置上。

摘要：这个正赶来到我家过夜的盲人,是我妻子的一个老朋友。他的妻子已经死了,这次来康涅狄格州,是看他死去妻子的亲戚。在亲戚家里,他给我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商量好了这次来访。他坐火车来,五个小时的车程,我妻子会去车站接他。十年前,她曾经在西雅图为这个盲人工作过一个夏天,那以后,她再没见过他。不过,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录录音带,寄来寄去。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