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雷神是道教及汉族民间尊奉的神仙之一。临清博物馆内藏有明代雷神庙碑刻一通,详细记录了临清雷神庙创修的原因和经过,为我们了解明代民间的雷神信仰提供了重要视角,对研究明代临清雷神庙的变迁以及考证相关人物的生平事迹等亦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近年来,东昌府木版年画逐渐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界从艺术学、人类学、美学等角度对东昌府木版年画进行了研究,与其他地方的年画相比,可以发现民间性是东昌府年画最为突出之特性,其民间性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属性为民俗用品;二是接受主体是农民;三是主要题材是神像;四是没有创作主体;五是雕版套印的制作工艺;六是粗犷质朴的民间审美趣味。只有深刻认识东昌府木版年画的民间性这一突出特点,才能更好地保护东昌府木版年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更进一步的开发与利用。

摘要：自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关于运河学的研究掀起了新的高潮,无论是运河河道管理、运河生态环境、运河遗产保护与开发,还是漕运制度、运河城镇与经济发展、运河文学与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成果。2015年度除发表与出版300余篇(本)运河相关研究论文与著作外,还举办了十几次重要学术会议与研讨会,围绕运河文化传承、运河遗产保护与开发、运河旅游业发展、运河复航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一系列共识,从而为中国运河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方法与指导意见。

摘要：中国民间和一些文献资料中有“两大年画”“三大年画”等说法,这反映了对中国年画认识和评价方面的混乱问题。从开封(包括朱仙镇)、桃花坞、杨柳青、潍坊、武强等主要产地的年画的历史渊源、题材特点、工艺特色、影响力等方面综合来看,中国传统年画的三大中心应为开封(包括朱仙镇)、桃花坞、杨柳青,而不是其他任何年画产地。开封(包括朱仙镇)、桃花坞、杨柳青三地成为中国传统年画中心的原因有二:一是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条件,二是便利的交通。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在鼓舞、支持、推动抗战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最终取得抗战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深厚的民众基础。在抗战文化的性质上,党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新旧文化的关系上,党通过改造旧式的文化艺术形式为新的大众革命文化形式,为革命斗争服务。在革命宣传的方式上,党将文化教育视为宣传的有力武器,号召民众投身抗日救国事业。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的发展,使党的理论指导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对广大民众的思想和行为整合。

摘要：现代涂鸦发源于欧美国家,近些年来也在中国的城市街巷空间中大量出现,并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问题。通过梳理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成果,阐明了涂鸦具有建构和改变地方意义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运用尺度政治理论分析香港著名涂鸦者"九龙皇帝"曾灶财的个案,探讨了3个时期中香港政府、文化精英和曾灶财本人对其涂鸦性质的不同界定,以及相互之间的博弈过程。分析认为:香港政府在曾灶财去世后对其涂鸦的保护并不意味着对这些涂鸦艺术品性质的承认,而是面对文化精英尺度上推策略的妥协。最后探讨了尺度政治理论在当前中国城市涂鸦问题中的应用前景。

摘要：东昌府与杨柳青年画在创作主体、制作工艺、表现题材、年画属性、审美风格、接受群体等方面都有差异。前者没有专业或专门创作主体,全部套色印刷,以门神、神像为主,是以农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粗犷大气的实用物品;后者有专业创作主体,套色印刷与手绘结合,以戏曲年画、历史故事、小说传奇、民间传说、仕女娃娃等为主,是精雅细致的工艺品,接受群体除农民外还有大量市民、达官贵人和皇族。

摘要：由于京杭运河的流经,运河沿岸地区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劳动号子,其中就包括武城运河号子。根据其使用的场合、劳动特点不同,武城运河号子分为船号和夯号两大类。武城运河号子是源于劳动生活,是沿岸民众勤劳和智慧的结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随着德州段运河的断流,运河号子的原生态环境已发生很大改变,运河号子面临无人传唱的尴尬境地。在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的基础上,坚持原真性和整体性保护原则,借助大运河带的建设这一重要契机,对其进行挖掘、整理和研究,增强保护意识和重视程度,促进其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摘要：《周易》中包含有丰富的女性审美思想。周易"坤"卦认为女性应具有"顺"德、"厚"德、"直"德、"静"德等德行,有德行的女性是才美的。所有这些女性审美思想都是建立在有利于家庭的和谐与稳定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伦理性与政治性,是一种理性的审美。深入挖掘周易中的女性审美思想,对于开拓女性审美研究领域、丰富女性审美研究内容,加强女性教育、促进女性发展及对后代健全人格的培养,都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摘要：武城四女寺因当地有四女祠而得名,关于"四女"之来历可谓众说纷纭。时间最早、流传最广的当属汉代傅氏"四女孝亲"的民间传说,该传说在明代中后期就已基本成型。除汉代傅氏之女的说法外,清代还出现了"四女"为唐代宋若莘、宋若昭、宋若伦、宋若荀一说。以上两种说法均值得商榷。汉代傅氏"四女孝亲"的民间传说所出甚晚,且荒诞无稽,恐是后世附会之词。而唐代宋氏四姊妹之说,亦与史实多有不符。四女寺地名可能源于隋唐时期的"四棵柳树",后因方言土语变化传讹为"四女树",民间进而根据"四女树"这一地名附会产生"四女孝亲"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