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课程育人理念的指导下,“影视广告”课程深入挖掘公益广告的育人价值,在案例搜集、案例筛选、案例分享、选题创意、主题制作、成果比较等教学环节中有机融入思政教育元素,促进思政教育逐层深入至案例教学、专题教学、项目教学和课程教学中,有效发挥课程育人的积极作用。

摘要：以姚斯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理论观照舞台朗诵艺术实践,探讨了朗诵艺术主体的三重身份建构。首先,朗诵者一开始作为作品的读者,不断汲取并升华着自我期待视野中所接受的一切,由此构建起朗诵者的第一重身份——朗诵者与读者的重合。其次,朗诵者作为艺术的二度创作者,还需要通过二级的反思性的阐释阅读形成更为丰富的期待视野,由此构建起朗诵者的第二重身份——朗诵者与作者的整合。最后,朗诵者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再创作时,要借助三级的历史的阅读去诠释作品,切身体会观众的心理期待,从而构建起第三重主体身份——朗诵者与观众的融合。

摘要：近现代百年间,粤剧艺人在海外演出都是以演出薪酬作为谋生的来源。时至当代,由于新生代文化背景与娱乐形式有所改变,粤剧在海外之发展日渐失去观众基础。粤剧在海外传播与19世纪、20世纪粤剧全盛时期相比,呈现出别样的风貌:粤剧演出从职业化演变为业余化,从谋生需求演变为超功利的艺术追求,从在专业的粤剧戏院演出到无拘无束的广阔天地演出。纵观粤剧在海外之复兴及发展,虽举步维艰,却也充满希望。

摘要：熊沛军博士是功力厚实的书家,也是有才华的教授、学者。作为书家,他始终以自觉的审美定向,追寻自身创作与传统、时代价值的统一。作为教授与学者,他长期在学校教书育人,从事学术研究。他以过人的精力和才识专注于书法的社会文化学研究,对书法进行宏观的文化观照,注意抉发隐藏于书法作品背后的文人心态与社会生活的关联,使时代文化精神与艺术解读融成一片。

摘要：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与端砚有着很深的渊源。苏轼不仅喜欢使用端砚,还热衷于收藏古人端砚,他使用和收藏端砚偏重其实用价值。苏轼虽视端砚为珍宝,但他并不“玩砚丧志”,能从执着于物中超脱出来。苏轼还撰写大量涉砚诗文和铭文,反映出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友情况。由于苏轼坎坷的仕途、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以及旷达的性格,后人面对苏轼遗砚纷纷题铭歌咏。这些题咏,不仅扩大了端砚的文化影响力,也加深了我们对苏轼与端溪砚事之间密切联系的理解。

摘要：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将“自我”分为“主我”与“客我”两个面相,此观点有助于理解文学记忆叙述中的“自我”意涵。从“客我”层面而言,“见证文学”中回忆的“自我”,是社会表征的一个符号;而《忏悔录》中回忆的“自我”,既是一个“主我”(独特的文学典型),亦是一个“客我”(浸染时代精神的社会人)。詹姆斯与伯格森的“自我”意识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两种不同风格的意识流文学。文学中的“自我”回忆,既是指向叙述主体之自身的回忆,亦是指涉自身所属群体的回忆。

摘要：荷马史诗在古希腊世界构建了全民共享的文化记忆。荷马史诗的文化记忆传统建基于口头传统和简易字母表。在口头文化时代,荷马史诗以诗性思维的形象,诠释和传承古希腊文明观念。进入书面文化时代之后,荷马史诗文本的文化权威亦是源自于口头传统。荷马史诗研究传统中的“语文学”派,忽视荷马史诗在无文字社会中所承载的文化记忆与传承功能;而“演述派”则无视书写记忆相比口头记忆所具有的技术优势。从口头吟唱到文本阅读,荷马史诗是以一种艺术自由而非宗教和政治宰制的形式,实现文明传统的延存与激活。这是古希腊文明异于世界其它古老文明的独特之处。

摘要：立足《世说新语》文本定型之前经历了口头传播这一创作背景分析指出,口头传播与口头记忆的内在规律对于《咏雪》“简短”的文体形制有极大的影响,年龄、出身、人格及文学天赋等诸多元素共同促成谢道韫以柳絮喻雪这一事件在晋代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文化记忆,谢道韫被形塑为古代才女的符号除《世说新语》的首录之功还离不开诸多文化名人与经典文本等“互文性”文字记忆的加持。

摘要：实践教学是文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直接决定学生应用能力和职业发展水平。然而,地方院校文科专业实践教学相对薄弱,实践教学环节呈现碎片化,制约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文科人才培养必须确立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按照行业标准和职业资格的要求,强化实践育人的针对性,按照一体化思路设计实践教学,将毕业设计、专业实习和科研训练等有机整合,实现培养高水平应用型文科专业人才的目标。

摘要：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历史剧中出现了许多裂隙:在艺术上女性配角比男性主角更加丰富、饱满。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郭沫若无法在政治和艺术中找到平衡:为了实现政治宣传目的,他不得不将男性设置为主角,而他真正的关注点却在女性的故事和命运上。为了表现女性配角的艺术美,他着力刻画了她们在"自我牺牲"中所体现出来的承担精神。同时,与男性主角均为历史上的实有的人物不同的是,这些女性主角多是虚构的,而正是虚构性才真正体现了艺术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