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国家一般都声明国家权力为人民所公有,这一权力体现为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受益权等。制度设计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科学的划分;坚持法治原则,做到依法授权用权和依法制约监督权力。无论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奉行的“主权在民”,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的人民当家作主,各国的政治设计和实践,都力争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体现出国家权力运行的一定规律。

摘要：生态治理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的存在,决定了必须选择和设计一种良性的协调结构来有效解决之。生态治理中央地府际间的协调结构具有转型国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有限分权"的正式协调结构和"关系主导"的非正式协调结构时而相互对立、相互替代,时而相互依存、相互补充,两者还可以相互转化。因此,在选择和设计协调结构时,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来考虑正式协调结构和非正式协调结构的作用程度和作用形式,从而更好地发挥协调结构的整体功效。

摘要：权利是现代社会重要的个体价值诉求，现代文明的进程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人的权利意识逐步觉醒、权利理论逐步建构和权利要求逐步明晰的过程。但是，在权利实现的实践和权利观念的理论建构中都出现了各种权利要求间的冲突和权利与其他规范或价值诉求（如制度、公共利益、契约、世俗规则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和冲突的产生除了与“社会可供资源不足”、“人们需求的相互重叠竞合”、“权利的规则基础的多样”，以及“制度设计上的框架性和凝固性”[1]等原因相关外，各种权利之间以及权利与其他重要的非权利诉求之间的边界的模糊性也是重要的原因。

摘要：作为国家战略行动框架的基础依托,生态型区域的治理为地方政府执行力提供了实践场域与检证载体。其间,主体构成、资源禀赋、流程设计及制度环境等要素对地方生态执行力影响深刻。然而,因缺乏生态文化的扎根、治理权力的协同以及激励约束的整合,导致出现种种"中梗阻"现象等实践困境。要有效应对这种与现代性共生的"生态困厄"、克服治理失灵,亟需进行针对性的执行力建设。而其津要,在于着力突破"物本窠臼"与"问题跟随"的路径依赖,构建和优化意愿导向绩效的贯穿性机制,以"绿色公共管理"系统化地来创建绿色未来。

摘要：20世纪60年代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生成与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壮大。它不仅回应与解构了以吉登斯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生产之境"的质疑,而且指出以技术、信息、设计等非物质性因素为特征的"空间经济"与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作为资本主义延续的新动力,有效地缓解与转化了经济危机。这不仅促使历史唯物主义发生了空间转向,而且使社会批判理论转向了"空间生产批判",并指出空间资本化的内在悖论预示着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界限。可以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从根本上遵循了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并最终与马克思的解放政治目标一致,它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自我丰富的体现。

摘要：无论是政治学学术研究还是行政制度的设计和执行,都必须基于最基本的人性基础。公务员职业发展是公务员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关系到公务员个人、政府部门和整个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行政管理体制是包含公务员个体、部门组织、制度规范等的整体系统。因此,对公务员职业发展的研究,必须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按照"个体职业心理———部门职业管理———行政体制变迁"三重逻辑展开。

摘要：乐论是古代典籍中关于乐的论述,这种论述包含着关于文化艺术的理论视角和价值立场,以及关于政治、道德伦理与艺术文化之关系的探讨。以荀子乐论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乐论旨在通过主体的艺术化生存在工具与价值、感性与理性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关系。乐之和张扬着乐之独特价值的同时与主体心性修养、政治和谐密切相关。儒家乐论传统在经历了汉代天人之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理论形态,发生一定的转向和变形之后趋于终结。

摘要：民调这种"被认定的真理"已经成为西方选举政治价值信仰的技术保证,不仅政治竞选者会根据民意调查情况包装自己的外在形象,调整自己的竞选议题,普通大众也会参考民意调查的情况,决定是否投票,投票给谁。然而,民调是操纵性模拟的结果,一切都在政治人物、公关和媒体的共同运营设计之下,相应制造出来形式完整、表征客观但实质虚幻的"共识"。民意调查和政治公关的盛行改变了西方选举政治生活的运行逻辑,集中表现为政党政治的衰弱,其组织功能日益让位于媒体及公关人,选举政治对现实公共问题的折射功能也日益衰弱,这使得西方选举政治生活日益脱离现实,虚幻的共识呈现出虚伪的深刻。

摘要：借鉴DAMA-DMBOK2、DCMM等国内外经典数据治理成熟度评估模型,结合我国高校实际,设计高校数据治理成熟度评价问卷,综合运用问卷调查、小组访谈等方法收集数据并进行分析,探究高校数据治理成熟度,结果表明:我国大多高校数据治理整体成熟度都处于稳健级左右(3级);高等教育数据治理成熟度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与此同时,还有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数据治理缺乏顶层设计、数据融合创新程度不高、数据治理经费保障不力、高校治理水平参差不齐等。据此建议:树立战略思维,加强顶层设计;促进开放共享,注重融合创新;创新扶持方式,提升筹资能力;坚持分类发展,促进公平协调。

摘要：基层政府治理面临的问题和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制度结构,既有的单一、固化的制度安排已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一是行为主体,既包含纵向层面的基层政府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也包含横向层面的基层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组织等。制度结构和行为主体对基层政府治理的影响是互构的,并且嵌入到治理过程中,共同推进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从制度结构来看,以权利和产权为核心的正式制度始终是最为重要的和最具决定性的,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已逐渐开始凸显;从行为主体来看,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间的互动越来越多,政府与市场、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也愈发紧密。当前我国基层治理模式更倾向于是一种参与治理或是协同治理,而发展趋势必将是互动治理和合作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