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晋时期,流行着一种榜题为"舍利"的神兽,最初见于东汉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后又发现于西晋敦煌佛爷庙湾彩绘砖画墓。近年来,西高穴村二号墓中发现了两处带有"舍利也""舍利禽"榜题的图像,为我们识别此类神兽身份提供了新的图像依据。研究发现,"舍利"图像大量存在于山东、苏北、陕北等地的汉画像石中。舍利兽是构成汉代神兽祥瑞体系的重要成员,同龙、虎、辟邪、麒麟、天马、凤鸟、鹿、玉兔、九尾狐、比肩兽、六牙象等共同组成了东汉时期流行的汉画祥瑞。通过文献和图像的对读发现,"舍利"图像与汉代西域传入的百戏"漫衍鱼龙"关系密切,并曾与"六牙象"图像形成过对偶关系,流露出西来的"西王母-胡人"仙话系统与早期浮屠信仰对汉晋时期墓葬艺术和祥瑞观念的影响。

摘要：顶相中的袈裟涉及两个方面。首先袈裟风格受到中国南宋世俗审美的趣味影响,并一直延续到室町时代之后。另外袈裟的传承明确地显示在顶相和顶相、顶相和实物之间,是师承法脉的证明。综合来看,始自宋元时代的中日禅师顶相中的袈裟并非随意绘制,而是如实地表现了袈裟的染织和形态,体现了中日宗教和文化的交流互动。

摘要：民国时期有一群坚守帖学的书法家,他们因为相互肯定而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共同体,即帖学共同体,溥心畬就是其中的核心成员。其书学思想深得古人"用笔"得其"气骨",创作出了具有时代感的书法作品,实现了帖学规范发展的新境界。

摘要：决澜社作为"中国现代新派绘画表现最高潮时期之代表",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受到多方关注。其中《良友画报》的关注度与发表记录,相对比较集中。《良友画报》先后有十次报道,与决澜社相关活动有关,内容包括展览活动专栏、决澜社社员、社友评介等。其传播数量超过《艺术旬刊》《美术生活》等专业期刊,形成了在公共传播领域对于决澜社艺术的最大传播力度。这成为认识中国现代主义艺术传播的一个重要个案。相关《良友画报》决澜社艺术传播,体现了一种特有的文化生态关系。其中反映了精英艺术与大众艺术的契合性,促成了本土现代主义艺术完整而生动的呈现。

摘要：学术界一般认为,克孜尔石窟“中心柱”是印度早期佛塔的变形,称这类洞窟为“支提窟”或“塔庙窟”,这种“中心柱”窟造型影响了汉地北方早期石窟。但是,经过仔细考察后,笔者认为,克孜尔石窟“中心柱”和两侧甬道作为整体,实际上是分隔洞窟前后室的隔墙。这种前后室布局,可能来源于汉地汉魏十六国时期的砖室墓。与克孜尔石窟的前后室布局相比,汉地北方早期石窟的中心柱,同样受到汉代墓室的中心柱影响,它是与其造型不同的两种石窟类型。

摘要：近代江南文化因其特殊的政治和商业环境而高度发达。而在中国艺术绵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作为现代性先导的近代江南视觉文化蕴含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它开放且包容.

摘要：民国时期,中小学书法教育在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经历了由传统教学向现代教育格局转换的过程。国民道德理念下的书法教育品德观念表述模式为之丕变,美感教育体系下的书法教育走向“去艺术化”,与美育逐渐剥离,书法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逐渐建立并科学化和规范化。如果站在书法艺术本体的立场上看,民国时期的中小学书法教育是失败的;但就教育发展本身而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传统艺术门类与现代教育学科体系不断碰撞修正的过程,以及从这个过程中,所折射出来的民国时期书法艺术教育观念及其品评态度。

摘要：《盥手观花图》是现存为数不多的早期仕女画之一,通过与现存唐宋图像资料的对比,可知其绘制或临摹的时间应该不会早于南宋。此画所表现的时间空关系及图像意涵也并非如祝暄惠所言,是女子夜间赏花之事。而应该是在三月暮春之晨晓,宫廷女子在庭院用"青丝步障"隔出一片闺闱之地,焚香料,浴牡丹,行宋人插花之雅事。

摘要：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刻丝《万寿图》原为清宫旧藏,据其款识,《石渠宝笈三编》定为宋作。然而它与宋代刻丝典雅优美的时代风格相去甚远,却与定陵实用织绣极为相似。其款识也漏洞频出,应为后人所加。作者对诸多疑点进行辨析,指出此作应是以庆寿为主题的晚明宫廷应景袍服的背补。

摘要："边角构图"在北宋徽宗画院时已形成,这一构图形式在为徽宗《宣和睿览册》服务的同时又赢得自身形式美的发展与完善。南渡后,"边角构图"在小景画中摆脱文字后获得独立发展。"边角构图"发端于御题文字对图像空间的介入,其后在小景画中短暂摆脱了文字的侵扰,但最终又回归于图像空间与"御题空间"的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