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研究现存政策、理论与实践三种取向。主流政策派聚焦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顶层设计,围绕其历史必然性、提出必要性、实施机制、规避误区展开论述。学术理论派重点关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理论内涵与立论基础,围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涵意蕴,形成整体与内部二维视角解构,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论、百年乡建承继论、城乡融合发展论、外部风险应对论与“和”文化继承论等立论基础,并瞄准农民村庄复合向度探讨其内生动能。基层实践派主要关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实施保障,认为应以县乡村三级干部、企业和社会组织为实践主体,根据其各自定位承担不同职责,实现优势互补。然而,作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主体的农民却被排除在话语体系外,导致政策、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断裂。此种断裂与理论阐发、现实关涉、国际对话缺位等共同构成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理论深化与实践效能提升的制约因素。因此,未来研究应聚焦农民、理论、现实、对外和整体视角,提升研究实效性、学理性、针对性、包容性及系统性,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实践—理论—政策”大循环。

摘要：基层协商民主已基本实现良善之治,但亦面临着一些实践困境。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困境根源于“制度—事务脱嵌”。“制度—事务脱嵌”理论指出,治理事务是影响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关键变量,制度脱嵌于治理事务会导致基层协商民主出现实践困境。基层治理事务至少包括3类事务,即自主决策事务、动员式执行事务、依规执行事务。但是,当前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仅仅适配于某一类或两类事务,无法全部嵌入3类事务。当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与部分事务脱嵌时,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在脱嵌性事务中难以发挥作用,各类主体会采取相应的策略加以应付。于是,基层协商民主在脱嵌性事务中出现基层干部变通式执行、人民群众政治冷漠、政治精英过度参与、治理效果相对欠佳的实践困境。为此,基层协商民主困境的治理机制需着力于克服“制度—事务脱嵌”问题,让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能够嵌入治理事务之中,朝着分类运转的制度设计方向发展。

摘要：以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保障为目标的政策导向和法律规定已初步明确,进城落户农民的“三权”保障嵌入整个农村土地制度框架之中。然而问题却同步被隐蔽于实践的异化困境中,法律文本难以转化成具体的实践保障行动。未能实现制度目标的“纸面法”主体只能加大法律规制和指示呼吁,呈现出“缺什么喊什么”的保障口号化困境。困境表现为对农民土地权能规避实施的外延障碍,对于主体资格象征实施的内涵障碍,对于监督主体主观偏差实施的救济障碍。问题根源在于当前制度设计对于农民的根本土地权益保障诉求未能予以回应,体现为“三患”问题:权益患寡,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未能增值和补偿;成员患不均,主体身份与集体关系也无法得到明确;监督患不公,权益被侵犯后更难以获得有效救济。作为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进城落户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保障应当从权利基础、连接纽带、救济修正三方面协同优化:一是进行土地股份化改造,二要明确成员权的具体认定标准,三须强化法治监督的适时介入。三重维度彼此促进、协同优化,从而实现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的根源保障和诉求回应。

摘要：完善的协商民主制度是农村基层协商民主运转起来的关键。民主工具论认为,根据具体目标的不同,协商民主分化为不同类型的协商民主实践,而不同类型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制度设计也不同。因此,分类运行的制度设计是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有效运转的基础条件。从目标和功能视角出发,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可划分为公共决策类协商民主、决策执行类协商民主、权力监督类协商民主和合法性建构类协商民主。山东单县的乡村夜话对合法性建构类协商民主和决策执行类协商民主进行分类化的制度设计,是对分类运行的制度设计的初步探索。合法性建构类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和决策执行类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在“协商什么”“谁来协商”“如何协商”“协商结果”四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具体体现在协商目标、协商议题、协商主体、协商流程、协商方式、协商机制和协商效能等方面。

摘要：乡村治理是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本文以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S省T村为案例,以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个案研究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从乡村治理模式、技术治理路径及治理经验借鉴三个方面深入开展T村数字化治理研究。通过研究发现,T村通过推行“一网一端两屏”、织就“网格化”服务体系、打造“积分制”管理平台等措施,形成独树一帜的基层治理模式、推动了基层民主建设、发扬了村庄传统文化。但由于自身具有数字技术的宣传不足、数字手段的培育不足、数字治理法律的缺失等,村庄出现数字技术应用不确定性、技术关系网络局限性、多元力量协同管理偏差等嵌入风险,因此国家及地方部门可以从制度设计、社会整合、环境建设等方面进行改进。

摘要：转专业是为弥补现行高考志愿填报方式不足、为低年级大学生提供专业更换机会的制度安排。现行转专业制度存在缺乏统一适当规范、规则设计及政策实施效果与目的偏离、考核方式设置不合理等问题,应当从重置制度目的、放宽限制、建立分层次的考核机制、健全辅助配套制度等角度加以完善。

摘要：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国家有秩序和社会有活力两大治理目标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对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基于“秩序活力”的分析框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类型学划分,提出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遵循“有为政府活力社会”的基本框架,推动形成国家高秩序和社会高活力的治理新格局。研究认为:国家有秩序意味着保持社会稳定、法治环境良好、公民权利得到保障,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借助数字技术打造信息共享秩序、构建跨域合作秩序、形成协作共治秩序来赋予国家治理新秩序,从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坚实基础;社会有活力则表现为社会创新能力、公民参与度和社会凝聚力的增强,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通过数字赋能促进不在场行动的再嵌入、高流动社会的再整合和多治理主体间的再连结来激发社会治理新活力,从而确保社会整体更具活力和韧性。实现国家有秩序和社会有活力是衡量治理有效的两个关键维度,在“有为政府活力社会”的基本框架下,构建数字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是通过数字赋能促进秩序与活力相融,在顶层设计层面创新数字治理体制,在中层应用层面构建多元化数字场景,在底层框架层面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摘要：生态文明教育作为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提升大学生生态素养的重要途径,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措施,因此,在高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至关重要,目前,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课程体系设计中存在缺少实践环节,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需求不匹配等问题,根据实践教学的设计原则和方法,在生态文明教育中增加实践教学环节以注重学生的实践参与和实际应用,通过将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摘要：面对我国乡村社会日趋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风险灾害,传统的应急治理模式已显现出结构性弊端。目前我国乡村社会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窗口期,伴随着智能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数字要素已成为乡村韧性治理的有效载体,成为缩小城乡风险治理差距、加速现代乡村风险治理体系建构的重要面向。以“韧性”和“技术”为逻辑起点,建构起“适应性循环”这一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的新模式,该模式以韧性治理为顶层设计进行系统“结构”的重组再造,以数字赋能为驱动要素进行系统“功能”的更新迭代,实现整合环境生态与工具属性超越这两大结构性突破,旨在推进乡村韧性治理的体系化创新。

摘要：面临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中国经济循环重心由国际导向转向国内导向的二重变奏,新发展格局要求交通运输具有新发展新思维新举措,并赋予智慧交通新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任务。在“大流通”观下,智慧交通之于新发展格局不仅具有顶层设计层面的技术禀赋效应,由技术禀赋带来的高渗透性也推动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发展。智慧交通既能够从提振内需的“运”效应、技术赋能的“流”效应、提质降本的“链”效应以及板链拉动的“环”效应等层面高效助推国内大循环,也能够借助技术优势以及交通运输的服务能力,完成某一个产业链或价值链的闭环,助力乡村“小微循环”。对此,应运用智慧交通技术,不断拓展和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的融合创新;不忽视“小微循环”的畅通,借助国内制度优势,以智慧交通模式应用场景开发、拓展为方式,激发和形成更多“小微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