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合理的应急避难点选址可以有效提高疏散效率,而道路通行能力的差异性特征是影响避难点选址决策的重要因素。本文在道路通行容量和通行速度不同的情形下,以最大完成时间和总完成时间的组合函数最小化为目标,研究路图上有堵塞时间成本的k个避难点选址问题。首先,本文重点分析不同的道路通行容量和通行速度对疏散过程的影响,对疏散过程中的堵塞变化进行梳理,对路图进行等价转换。其次,本文基于等价路图把组合目标下的多避难点选址问题转化为有限个有最大完成时间限制的、以总完成时间最小化为目标的k避难点选址问题,之后基于动态规划设计多项式时间的求解算法。最后,本文给出相应的数值算例,并对组合目标函数中的权重系数进行敏感性分析。

摘要：数字化转型作为促进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能够有效辅助企业获取知识、信息,进而丰富研发资源。同时,数字化转型可以推动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加速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流程创新,基于数字平台优化企业商业模式。实践中,对技术创新具有较强依赖性的科创企业会频繁遭受不确定性事件的冲击。因此,如何应对数字化情境下涌现的“数字化悖论”,实现有韧性的可持续创新,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根据危机管理三阶段模型,结合动态能力、创新管理以及组织管理相关理论搭建分析框架,对企业创新韧性构成要素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企业创新韧性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数字化情境中,管理者需要对常规性活动和创造性活动进行统筹,在知识、能力等要素开发与探索间寻求平衡;在注重创新的稳定性时,培育数字化协同能力并开展分布式创新;在注重创新的灵活性时,培育数字化感知能力并开展颠覆式创新。由此,根据不同战略定位与实践需求,企业应设计合理的管理与决策模式以激活创新韧性。

摘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实现经济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内容是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强制度保障。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安排能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激励和约束,降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成本。本文结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需求,从正式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安排和制度实施机制三个维度搭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框架。依循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安排的框架设计,一体化推进正式制度创新、非正式制度创新和制度实施机制创新,加强激励性制度创新、推动约束性制度创新和实施降低成本类制度创新的三维协同,统筹协调跟进类制度创新与超前布局类制度创新,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社会激励结构,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各项重点任务的实施和既定发展目标的实现。

摘要：避难点选址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灾害发生时避难疏散效率。本文在道路通行能力不同的动态路图中,以总避难时间最小化为目标,研究允许分流疏散的k-避难点选址问题。首先,根据任意相邻避难点间划分点的唯一性,找出最优划分点及其对应的权重划分。其次,考虑道路通行能力约束,分析人流汇合和堵塞的动态变化过程,将原路图转化为无汇合状态的等价路图。接着,基于动态规划方法,设计了时间复杂度为O(kn3)的求解算法。最后,通过算例分析可知,相比合流模式,分流模式的整体优化效果会随着避难点数量的增加而更加显著。

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以科技创新作为核心动力、以人才培养作为关键支撑、以科学的政策安排作为重要保障。在全球数字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数字技术得以迅猛发展、数据面临隐私和安全保护问题、就业结构受到冲击、数字鸿沟以及全球化竞争加剧等现象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制度设计带来挑战。这对新质生产力在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发展路径提出了新要求。首先,需要完善自主创新体系、革新科创体制以及配套发展新型生产关系,催生原创性和颠覆性技术创新,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核心动力作用。其次,需要创新教育制度和人力资本制度,为新质生产力匹配数智化新型劳动者,充分发挥人才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关键支撑作用。最后,需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分配制度、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激发要素活力、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充分发挥政策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保障作用。

摘要：新增应急避难点选址问题是应急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基于就近避难的原则,本文考虑避难者人数的不确定性和道路的通行能力限制,以所有避难者完成撤离时间的最大后悔值最小为目标,研究一般网络图上新增应急避难点的鲁棒选址问题。首先,当避难者人数确定时,本文通过对网络结构及问题性质的分析,把一般网络图分解成多项式个树图,给出了时间复杂度为O(mn^(2))的求解算法。接着,当避难者人数为区间值时,本文分析最大后悔场景的权重结构特征,找出所有可能的最大后悔场景集合,计算相应的后悔值,设计了时间复杂度为O(m^(2)n^(4))的求解算法。最后,基于不同权重区间组距设计了数值算例。通过分析可知,最小最大后悔值不会随着权重区间最大组距的减小而减小,但会随着所有权重区间组距的减小而减小;当组距较小时,平均期望权重具有较好的替代效果。相关结果能够为实际中新增应急避难设施的选址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和社保法定缴费率下调的背景下,提升企业社保缴费遵从度是确保多层次社保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中国的增值税留抵制度和2008—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研究税制扭曲对企业社保缴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会显著降低企业社保实际缴费率和参保率,期初留抵税款占现金流的比重越高,企业社保缴费遵从度越低,而留抵退税政策有助于提升企业社保缴费水平。增值税留抵对企业社保缴费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在社保机构征收和社保收支责任越小的地区越明显。机制分析显示增值税留抵会加大企业现金流压力,促使企业降低社保缴费基数,并通过外购劳务服务和加大商品关联销售降低企业社保实际缴费。本文从税制扭曲的角度为理解企业的社保逃费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通过优化税制设计提升企业社保遵从和社保基金安全提供政策启示。

摘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时代紧迫性和历史必然性。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机遇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必然需要先进生产力即数字经济赋能。因此,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为提高中国经济发展质量需要实现以下六个方面的路径转型:一是经济发展动力要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数字化创新和协同创新转型,通过构建新型创新主体格局和数字新技术供给体系,支撑协同创新机制赋能高质量发展。二是经济发展模式要由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型,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发展原则,同时将实现人的现代化作为最终目标。三是产业发展形态要由产业分立向产业融合转型,重构产业发展逻辑,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四是经济发展战略要由赶超型发展战略向高质量发展战略转型,开拓战略思路、战略措施和战略目标三位一体的发展战略新境界。五是宏观调控体系要由短期宏观调控向长期宏观调控转型,形成以数字新技术为支撑、以间接引导为调控原则、以供给管理为主要调控方式的长期宏观调控体系。六是基础设施建设要由传统基础设施向数字基础设施转型,构建以政府顶层设计为引领、市场需求为应用导向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体系。

摘要：合理规划应急避难点选址能够有效提高避难效率。考虑疏散过程中人群可分流,以最大疏散完成时间最小为目标,研究环形路上k-避难点选址问题。首先,根据最优疏散方案中人流必不交叉的性质,证明了相邻避难点间权重分流的唯一性,进一步找出所有可能的最优划分情景。其次,基于最优解的结构特征,将环形路上的多避难点选址问题等价为有限个路径上的选址问题。接着,采用动态规划方法设计了时间复杂度为O(kn^(3))的求解算法。最后给出数值算例,对比了分流模式与合流模式下的疏散效率,结果表明适当的人群分流可以有效提高疏散效率。

摘要：文章尝试从理论认知、指标构建、实证检验3个层面探究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质量评价、驱动机制及培育路径,旨在为促进文化旅游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基于产业融合的自组织过程视角构建了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质量评价体系,运用Bayesian时空层次模型探究了2008—2019年31个省(区、市)两个产业融合质量水平及时空演化规律,并运用多案例定性比较和典型案例网络文本分析提出了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质量驱动机制及培育路径。研究发现:(1)我国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质量水平呈现阶段性上升趋势,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间以及地区内部差异明显,是空间非均衡差异的主要来源。(2)东中西三大地区局部时空趋势的线性演化速度符合马太效应特征,热点地区发展速度最快,多数温点区呈现由负转正的上扬周期,部分温点和冷点区整体增长速度缓慢。(3)多案例地驱动机制分析可知,内部驱动力是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质量提升的充分必要条件,发展要素是内生力,发展效应是内源力,发展环境是调控力。外部驱动力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创新发展是核心力,协调发展是集聚力,绿色发展是共生力,开放发展是影响力,共享发展是支撑力。(4)长三角典型个案的内容分析提炼出了推进融合目标的高质量顶层设计,强化融合载体的规模集聚效应,聚焦融合基础的核心价值观引领,优化融合主体的内部结构,拓展融合业态的交叉领域,激发融合环境的正外部性效应共六大关键培育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