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肺炎疫情下,油价暴跌的事实表明,传统能源安全观已无法适应全球能源稳步发展的时代诉求。既有能源垄断结构的坍塌、能源治理机制的不适应以及新能源革命的出现都对后疫情时代全球能源治理形成新的挑战。为此,应树立起新的能源安全观,以实现能源供需平衡为旨趣,重构全球能源治理新秩序。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应积极发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的制度优势,在全球能源治理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促成向新能源安全观转向;另一方面,应努力提升国内能源大循环的治理现代化水平,提高应对国际能源风险和外部冲击的应急能力,以期实现新发展格局下,保障国内能源安全的新时代使命。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在能源领域所取得的斐然成绩与中国的相关制度贡献密切相关。“一带一路”倡议赋予国际能源合作新的制度生命力,特别是其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为国际能源合作提供了重要制度平台。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中国需以构筑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积极构建碳中和“1+N”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的机制建设,保障“一带一路”能源合作行稳致远。

摘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能源市场由于全球油价暴跌而剧烈震荡,时至今日尚未完全走出这一阴影。现有的国际能源治理机制对此却捉襟见肘,以致油价暴跌的危害最终波及全球经济复苏。究其原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机制多建立在"中断或短缺"的能源安全观基础上,从而无法及时应对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油价暴跌引发的新一轮能源危机。对此,一方面,应重新回归"供需平衡"的能源安全观;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新组织的制度优势,为重塑国际能源新秩序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构建全球能源供需平衡机制新格局。

摘要：虽然当前国际油价已趋于稳步回升,但新冠肺炎疫情与油价暴跌所暴露出的叠加效应,却印证出国际能源治理的无序化;且到目前为止,这种无序化仍未得到根本性改观。这也将意味着,国际油价的再次振荡、国际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仍会对未来国家能源安全形成严峻挑战。显然,这种无序化和不确定性是由于国际能源机制的治理能力匮乏所造成的。故而,在后疫情时代世界秩序重构之时,应从根本上确立起新的国家能源安全观,充分发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的制度优势,加强能源金融建设,从而实现在新发展格局下,促成国际能源秩序重塑,保障能源安全的新时代使命。

摘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中国今后和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大任务。采取何种制度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旦转型路径选择错误,好的愿望也极有可能带来坏的结果。英国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绿色低碳转型的国家,但路径选择的不当,却没能使英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能源安全也面临更为严峻的现实挑战。为此,一方面,应认识到绿色低碳转型制度设计是一个由现实语境支撑的多重动态逻辑,需时刻避免制度安排的简单化;另一方面,绿色低碳转型制度设计亦须防范对市场与政府基本规则的偏离,始终回归到宪法与法治的层面上。

摘要：实现碳峰值、碳中和已成为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诉求。为实现这一诉求,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国际投资变得愈加紧迫。然而,《能源宪章条约》在促进与保护可再生能源投资方面却不尽如人意。相关实践表明,其投资规则不仅侵蚀了东道国的规制权,不利于其规制可再生能源行业,而且其争端解决机制也易被投资者用做索赔的便捷工具。是以,未来的《能源宪章条约》改革,应积极利用其"现代化进程"谈判,重塑投资规则,改进其争端解决机制与仲裁机构之间的协同,从而适应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勃兴之势。就中国而言,一方面,应积极参与到能源宪章组织的现代化进程谈判中,不断输出中国立场与方案,审慎考虑加入《能源宪章条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泥于《能源宪章条约》,而是要充分利用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全球领先地位,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全球能源秩序重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