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著作权法》第36条规定的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是我国著作权法的一个特色规定，但是，由于法律条文规定比较简单，又没有相关的法规或者司法解释做出具体界定，版式设计权的保护范围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存在着较大争议。尤其是，关于版式设计和装帧设计的概念界定不明晰，著作权理论界对版式设计与装帧设计的保护范围提出不同观点，法院判例也因理解分歧而产生不同的判决结果。因此，本文拟比较版式设计和装帧设计的内涵和外延，以期引起法律与出版实务界的重视。

摘要：与对法益本身的研究类似,我国民法学界对于法益之间的效力转换及其冲突的解决规则也很少关注,但这种状况在《侵权责任法》出台和民法典制定的大背景下不得不改变。根据法的第二性原理,法益之间的效力转换及其冲突根源于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冲突,只有对事实之间的冲突作出精确分类,我们才有可能就法益之间的效力转换及其冲突的解决规则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摘要：知识产权法领域中是否要坚持权利法定原则,这是一个争议已久且尚无定论的话题,正反双方的焦点在于个案中法官能否基于其自由裁量权而解释创设立法上未曾规定的权利。实际上,权利法定原则中的"权利"仅为绝对权,法官依据自由裁量权在个案中保护的,是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并不存在权利推定,只有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的推定创设。德国民法学界"框架性权利"的理论创新,是误读权利法定原则和遗忘法益概念的结果,从法理到实践都存在明显问题,我国民事立法不应当引入诸如"一般人格权"、"正当竞争权"的理论称谓与立法尝试。

摘要：信用监管是信用经济下市场监管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加快信用监管模式创新是化解我国企业信用监管突出难题的根本路径。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市场监管模式关键是重构市场监管领域的征信体系、评信体系和用信体系,明确不同主体的职责,形成科学透明的信用监管模式。要使这种新的市场监管模式真正落地生效,不仅要加强顶层设计,而且要系统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包括建立企业信用更正、更新和修复机制,实现企业信用管理动态化;加强信用立法,实现信用监管法治化;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信用监管的现代化等。

摘要：在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归责原则问题上,学界一直就适用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存在着争议,《侵权责任法》的出台也没有平息此类争论。只有还原这一问题的本来面目,厘清侵权行为的本意及请求权制度和归责原则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才有可能就归责原则问题给出正确的答案,为今后制度的发展奠定逻辑基础。

摘要：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究竟能否归类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目前尚无统一意见。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定性为作品的关键在于独创性的证明。独创性判断的对象是表达本身,思想、精神、人格等抽象范畴只能用于正当性的说明,不具有立法和司法意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属于智力成果,如果与既有的表达不同,则具有独创性。自然人独享作者身份不符合历史、现状与未来走向,人工智能的所有人应当被视为作者,通过法律修辞的方式完成主体认定的说理。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提供保护的必要性源于产业链运转的需要,将之纳入著作权法调整范围对我国不会有大影响。

摘要：《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中,修改草案第二稿、第三稿及送审稿中均增加了合理使用制度的"一般条款",而且在12种具体合理使用情形之外还新添了"其他情形"作为兜底规定,此种创新在比较法上亦属罕见。但是,作为权利限制制度的合理使用,立法时不应当存在一种可以通过事后解释的方式而创设的权利限制方式,将其适用到司法实践中也会引发向一般条款逃逸等不合理现象,兜底条款的创设更会使合理使用制度的展开欠缺正当性。所谓合理使用制度的"一般条款",实际上只是针对具体列举情形的判断标准,兜底规定的增设与法理、实践均不合,纯属多余。

摘要：人脸识别技术是集人脸探测、特征抓取、数据匹配为一体的技术系统,它不仅能够基于人脸面部特征进行身份匹配,还能进行深入追踪。人脸识别技术发展的成熟和应用场景的持续拓展,满足了人们对便捷和高效的需求,但其作为一项依赖于信息存储和数据分析的新型智能技术,无边界的应用将使个人信息面临被无限暴露、过度检索和滥用的风险。当下,我国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规制尚缺乏针对性的法律文件和规则措施,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经验,提出在“主体—行为—责任”的逻辑框架下,依据技术发展与法律规制并行的原则,坚持法治与自治相结合的规制模式,从顶层设计、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三个角度寻求在人脸识别技术下更合理的个人信息使用模式。

摘要：在传统媒体时代,广告信息审核义务主要由作为"守门人"的传统媒体来承担。但进入算法媒体时代后,由于新媒介的互动功能和参与功能承载了人们对民主、自由、开放等价值的追求,进而推动信息传播理念发生了重大变革。具体表现为信息发布从强调"控制"走向"失控",信息筛选从"好坏"之分到平等对待,信息媒介的社会功能亦由"守门人"变成"导流员"。基于此,继续责令新媒介承担广告信息发布责任,开始遭遇价值冲突。加之,程序化广告等自主性技术的深度介入,亦让新媒介针对互联网商业信息的审核遭遇到了"技术不能"的阻碍。伴随着新媒介不断趋于"脱媒化""平台化",新媒介不再当然具有广告发布者身份,相反他们借助新的主体身份"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豁免了广告法要求广告发布者承担的广告信息审查义务。于是,广告自律审查机制在互联网领域中开始遭遇制度性、技术性的双重困境,其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功能被不断弱化,甚至消解。2019年《电子商务法》引入"安全保障理论",虽可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广告信息审查机制利益失衡问题,但该项制度适用范围有限,设计初衷亦侧重保护消费者人身安全,而对算法技术、自动化技术引发的技术性障碍却无能为力。为平衡消费者利益保护与互联网自由、创新两者价值,文章在安全保障理论及计算机技术之"道德代理人"理论的启示下,提出我国应当确立自我规制体系,依靠技术规制技术;改变现行广告发布者资格认定单一的"内容控制"标准为兼有"内容控制"与"技术控制"双向标准;引入过错推定责任,以此重塑一个安全与自由二元价值平衡兼顾的新型广告自律审查机制。

摘要：依据诚实信用、权利义务一致以及广告真实性原则的要求,名人应当为其不实荐证广告所致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针对我国现行立法的不足,通过解释性立法明确荐证广告的内涵及责任;拓宽合同理论;完善虚假陈述的侵权制度,成为名人承担不实荐证赔偿的可依赖路径。同时应当避免名人赔偿责任的社会化,维护名人的商业形象权,并坚持名人侵权责任的过错归责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