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滇铜、黔铅京运过程中的沉铜、沉铅事件大多发生在四川泸州以东的长江和大运河沿线,特别是在重庆巴县到宜昌府的川江险滩之上。如果发生铜船或铅船沉没铜铅沉失,原则上完全由运员负责打捞和赔补,同时负责的运员和地方官会面临一系列惩罚,在制度层面上是相当严格的。清代专门列出了京铜转运过程中的各滩难险程度,形成滩次,不同的难险程度相应有不同的赔付办法。从各地捞获的数量来看,在大运河、长江中下游的捞获比例较大,而在重庆以东的长江三峡一线捞获的比例最小。从铜铅捞获比例来看,铅的打捞比例相对较高。由于地方官与运员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地方官会尽力为运员沉铜、沉铅事件开脱。清政府为了不影响地方官和运员承运的积极性,在要求运员和地方官严格赔付、缉拿水摸盗铜案件的同时,经常豁免一些沉铜、沉铅赔付。清代水摸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性职业,主要是临时接受运员和地方官的雇用打捞。水摸多数由桡夫水手兼职。在滇铜、黔铅的转运过程中,偷盗沉铜、沉铅相当频繁,社会上对偷捞沉铜、沉铅现象见惯不惊。在清代的技术背景和社会风尚下,这样庞大的转运工程难以完善,地方官员往往力保运员,而朝廷不断豁免沉铜、沉铅来寻求社会运行的平衡,制度设计层面与实际运行层面存在较大差距。

摘要：技术传承可分成标准性传承与经验性传承。西方在16世纪就开始了木船的标准性传承,而中国历史上的川江木船制造技术则一直是一种经验性传承。我们把川江木船制造技艺先进与传承途径落后的巨大反差,概括为"川江案例"的概念,以便于反思中国传统技术的传承问题。川江木船技术先进与川江特殊的河流环境和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密不可分。而川江木船技术传承落后的原因则较为复杂。为此本文揭示"川江案例"在技术传承上存在"文本化式弱"和"文本精度弱"两个问题。中国传统制造技术文献更多是一种主观的事功文化总结而非制造蓝本,中国传统图像感性写意的艺术表现形式是造成中国传统木船"文本精度弱"的重要原因。川江木船制造技术"文本化式弱",一方面在于巴蜀社会传统重义理之学而轻应用技艺之学、手工业集约化弱而规模小、国家介入程度低,另一方面在于川江木船技术独特性和功能区域性不仅使木船在区域内丧失了文本化的主观诉求和客观需要,而且使川江木船对区域外影响力很弱,以致在全国性木船文本化过程中川江木船处于"失语"状态。

摘要：清末中国内河公益救生组织从业人员在社会上属于中低收入人员。从内部比较而言,高层中实际管理人员的薪俸相对较高,杂役中技术性和有生命风险的人员工食收入较高;从外部比较而言,救生组织管理者的收入与州县衙门官员收入表面上相差无几,但实际相对较低;救生水手在清代下层中应该属于有较高收入的杂役职位。从清代内河救生慈善组织内部服务收入情况来看,中国传统公益慈善救生组织虽然外在服务公益性明显,但从内部特征来看显现出建构"官府化"、服务"有偿化"特征。这种状况也显现在其他慈善组织内。所以,清代以来的慈善组织高层管理人员并不像以前学术界认为的分文不取,或只是部分人员领取,或只是象征性领取,而是有偿化的。清代慈善组织内部建构"官府化"、服务"有偿化"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慈善组织的扩大、董事会制度的推广、官本位对社会的渗透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历史上民间慈善组织对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总是遮遮掩掩,似有难言之隐,这既显现了历史上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的两种差异,也显现了现实收入诉求与情感世界不安引发的矛盾纠结。

摘要：茶具和茶文化紧密相连,茶具作为茶的承载工具,在茶文化里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茶具不仅是生活中的实用品,更是具有一定艺术水平的艺术品,体现出茶文化实用性与功能性的统一,彰显了人们的审美情趣、道德规范、价值观念风尚。茶具的发展也由粗到精、由繁到简,由单一功能到多种功能,体现出时代所赋予茶文化发展的经济、技术水平和审美功能。本文从茶具的演变和饮茶方式的紧密关系对茶文化进行一些补充。

摘要：《浮生六记》自付梓以来,多次刊行,后经林语堂英译,传入西方。自流传以来,因清丽的文风,婉转的故事,小说架构下骈散相间的独特文体,获得了巨大声誉。在文学、艺术、建筑学以及翻译学方面成果颇丰。同时,《浮生六记》真实记录了清中叶江南地区的风土人情以及社会群像,保留了大量珍贵的社会史资料,有一定意义的历史地理学价值。

摘要：处于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朝,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开放、各个阶层的女子教育均呈现出一派繁茂的景象。其中士人阶层家庭的女子,依托其优越的生活环境接受到了更多的教育。这篇文章将从道德教育、诗文教育、艺术教育、宗教教育、早教教育这几个方面来详细介绍唐代士人阶层女子教育的内容。

摘要：泸州是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历史名城”,曾经状元杨慎品题,江山胜迹,情景交融,诗中有画。近世川南国画名家曾一鲁的粉墨山水《泸阳八景图》则惟妙惟肖,在似与不似之间状写泸州人文风物,与杨状元的诗交相辉映,画里有诗。

摘要：基层民众的环境意识对环境变迁起着重大作用。云南乡规民约石刻中包含大量保护生态环境的条款,这些条款体现了人们对环境与审美、环境与风水的关系的理解以及对森林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的朴素认识。根据目前收集到的具有环保条款的乡规民约石刻,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将云南民间环境意识发展分为萌芽期、发展期、高潮期、低谷期、恢复期、下降期等6个阶段。民间乡规民约石刻的在时间轴上的分布规律和民间环境意识的变化是同步的。清代以前,云南地区植被覆盖率较高,自然环境良好,人口密度较小,对自然的破坏程度较小,环境问题尚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清代以后,随着人口压力的加大,经济开发对植被的不断破坏以及战争对正常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打乱,云南民间环境意识也就不断增强。从空间方面看,云南环保型乡规民约石刻分布广泛、相对集中,主要分布在经济开发历史最为悠久、人口最密集、工农业最发达、同时也是毁林开荒最严重的地区。

摘要：四川彝族地区主要包括凉山彝族区和彝汉杂居区。在改土归流前,其教育形式以家支教育为主,之后受汉文化的影响,儒学教育占主导。但是,凉山彝族区和彝汉杂居区的儒学教育存在较大差异,这与当时的自然环境、政治制度和交通等因素密切相关。

摘要：贵州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景观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民族和民间艺术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便是戏曲。文章从梳理清代贵州戏曲的地理分布来探求清代贵州文化的结构及其蕴藏的文化背景、社会意义,探究清代贵州的戏曲与地域文化的互动关系及文化特质。这对于打造贵州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文化特色品牌,促进贵州文化繁荣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