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当前的碳中和工作主要在政策道路上推进,相关立法还不完善,特别是缺乏明确的碳中和时间表使得有些地方在推进碳中和工作时出现了“碳冲锋”“运动式减碳”现象,既不利于积极稳妥推进碳中和目标实现,也带来了生产生活上的不确定性。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间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碳达峰碳中和立法的研究与论证工作。碳中和时间表是管理碳中和工作进程、确保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有效方法,大部分国家的碳中和立法都对其进行了规定。在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时间框架下,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碳中和时间表法律规范,有利于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和碳达峰碳中和立法工作进程,更有利于提升碳中和相关立法的指向性和可实施性,稳定社会生产生活预期,提升我国在国际气候合作治理中的话语权。碳中和时间表法律规范的制定应立足我国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基本国情,结合国际气候合作治理需要,以科学性与政策性相结合、国际性与国别性相结合、现时性与将来性相结合为设计基准,通过《应对气候变化法》立法目的条款、碳中和时间表专项条款将我国碳中和工作进程纳入法治轨道,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保障当下及将来世代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具言之,《应对气候变化法》立法目的条款中,碳中和时间表内容建议表述为“推动国家碳中和战略决策实现,促进国际气候治理合作”。专项条款设置上,一方面应规定具体明确的相对近期碳中和时间表,另一方面就中长期碳中和时间进程应确定特殊时间节点设计阶段性目标,并授权国务院负责阶段性期间内碳中和时间表的“细化”与“调高”。

摘要：2015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将其工作人员养老保险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并强制建立了职业年金制度。然而,本次改革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以及改革措施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均处于模糊状态。作为利益衡量工具的比例原则,天生与改革的效果评估关联,可为本次改革的"所得"与"所失"提供一种衡量方法,以防改革背离社会保险的根本理念,危及改革的确定性和安定性。本次改革进行效果评估时,难以通过比例原则的审查,表现为实现特定政策目的的立法缺位、缺乏补偿转制成本的方案设计和年金制度利益衡量机制的缺失。为通过比例原则评估,需要在观念和制度上进行调适。适当性方面,构建改革目的的整体化思路;必要性方面,确立财政补助的标准与程序事项;均衡性方面,重视年金制度利益均衡的实现路径。

摘要：构建相关制度空间是推动农民切实参与土地整理监管的保障途径。基于农民对土地整理及参与监管的认同和对土地整理监管问题成因及改善途径的认知,应将实现有效监管确立为首要目标、将完善土地整理监管制度中的具体瑕疵确立为制度性目标;基于农民对现场监管和公益参与公职的认知,应将参与现场监管设定为主要形式、将参与技术化非现场监管设定为辅助形式;基于农民对参与环节的认知,应以参与项目运营类环节监管为基本环节、以参与规划设计类环节监管为补充环节。

摘要：在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中,犯罪既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也是对私人法益的侵害,因而,应合理设计犯罪惩罚与被害救济之间的平衡。以罪刑均衡为基本原则的量刑应以责任为基础,兼具犯罪预防的基本需要。刑事损害赔偿作为恶害的承担,满足了报应的需要,降低了犯罪的实害程度,从而减轻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实现了犯罪人对自身罪行的部分救赎,确证了法规范的有效性,也有助于犯罪预防的实现,量刑上从轻于法有据。同时,赔偿还兼具犯罪恢复的社会价值,是市民刑法更关注人权、人道与人性的基本践行,因此,刑事损害赔偿应作为刑事司法中重要的量刑情节予以适用。

摘要：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收集行为侵权现象频发。《个人信息保护法》创设的“敏感—普通”个人信息二元划分尚未凸显个人信息多元价值属性,致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存在疏漏。《个人信息保护法》宜对个人信息再类型化,在既有规范上对个人信息类型评价要素进行再整合、再设计,对被遗漏的“重大内容”赋值进行补充,设计“首要—辅助”模式的个人信息类型评价标准。据此构建个人信息类型评价体系,依据敏感程度形成个人信息的“特别敏感—一般敏感—普通”的三层分野。分别针对其收集行为采取“严格限权”“限权+监管”“义务履行监督”的规制策略,精准治理信息侵权行为。

摘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是应对少子老龄化挑战的必然之举,为此需要在税收等制度层面予以回应。然而,当前“个税”课税单位以个人作为征纳对象,既降低了个人婚育意愿,又无助于子女养育、教育,还不利于家庭建设,有碍生育友好型社会建构。为此,须引入家庭课税制方案,在解决个人婚育意愿,子女养育、教育和家庭建设等实际问题的同时,契合量能课税原则的基本诉求,亦能丰富“个税”生育激励的工具内涵。在“个税”课税单位具体改革径路上,可选择“个人+家庭”的整体方案,并以夫妻作为基本纳税单位,设计以“折半乘二制”为标尺的家庭课税税率基准,达成“个税”课税单位改革目的,真正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构。

摘要：财税政策工具以其产业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功能支持养老产业发展,已为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证实。本世纪以来,财税政策工具屡屡成为政府影响养老产业发展速度和质量的关键因素,其功能优势获得各方认同。然而,现行的政策文本和地方实践表明,养老产业财税政策工具欠缺对养老产业特性的提炼、工具的养老产业差异缺失、工具的类型与潜能挖掘不足以及工具间的组合配置应用不佳等困境。要想摆脱困境,并发挥财税助力养老产业发展的作用,在于养老产业的财税政策工具应用的法治化,既要实现养老产业财税政策工具的组合配置使用,又要规范养老产业财税政策工具使用。如此,方能达成财税支持养老产业发展的美好愿景。

摘要：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中,信托方式长期被忽视。然而,信托投资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诉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主要表现在理论与制度层面方面。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信托投资的制度优势表现在:独立私法人充当投资运营主体的专业和高效;有效避免政府社会投资;被保险人权利保护价值彰显。但也应注意到,我国信托模式进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时也面临制度障碍,主要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权属不明;信托机构职能异化,增加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风险;信托法的不完善影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安全。针对这些问题,还应立法先行,通过设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信托的权属当事人、个人账户基金与统筹基金适用不同信托类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信托机构风险管控方案来应对。

摘要：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国际PPP项目的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由于东道国政府违约或单方面终止合同引发的争端迅速增多,投资者很难通过国内司法或仲裁获得救济,从而更加青睐将争端诉诸ISDS机制予以解决。鉴于ISDS机制的适用需要以国际投资协定和双方合意为基础,加之国际PPP项目合同争端的混合性质,投资者可能面临国际投资仲裁庭不予管辖的困境。理论和实践证明,除纯商业性质的争端外,国际PPP项目合同争端都能以国际投资协定为依据诉诸ISDS机制解决。为了进一步促进和保护我国对外PPP项目投资,应加快修订或签署国际投资协定、适时适用《ICSID附加便利规则》、预先设计国际PPP项目合同争端解决示范条款,进一步探索我国充分利用ISDS机制解决国际PPP项目合同争端的有效路径。

摘要：灵活用工朝着“平台化”方向发展,以平台是否直接面向用户形成了直接用工和间接用工的模式。由于国家政策大力支持新就业形态,加之灵活用工“平台化”可有效降低用人单位的用工成本,该用工形式得到快速发展。但当实体企业均转向平台灵活用工时,此种现象就值得警惕了,如若“平台化”被推到极致将衍生出灵活用工的“泛平台化”隐忧。由于灵活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保”进行了捆绑,他们无法加入社会保险,其社会保险权益受损。实现灵活用工“泛平台化”突围,应将灵活从业者的社保待遇与劳动关系进行剥离,在间接用工模式下塑造灵活从业者的“类雇员”角色,进而建立起平台灵活从业者“类社会保险”制度。塑造方法在于明确“类社会保险”将主要用于化解职业风险,塑造路径应解决参保方案、保险给付等规则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