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惩戒面临惩戒主体实施教育惩戒主观性较强且难以控权力界限的现实难题。教育惩戒权的双重属性及立法滞后性、惩戒价值目标为教育惩戒自由裁量空间提供了存在理据。教育惩戒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但其体系架构尚需澄明。教育惩戒应在制度设计、机构建设、惩戒实施等层面明确自由裁量权。教育惩戒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是教育惩戒规范化落实的必备要素。教育惩戒自由裁量权的规制的核心并非消灭裁量空间,而是通过裁量基准化、正当程序、监督审查、道德伦理等复合性路径限制,以期实现教育惩戒的合理行使。

摘要：探究土地整理监管法律关系既可拓宽法律关系理论的研究范畴,也可为土地整理监管活动的切实开展提供必需的规范指引。可运用形式逻辑分析方法逐次解析土地整理监管法律关系的定义、特征、构成,并在其基础上从价值、体制、内容三个方面探究土地整理监管法律关系的适用路径。土地整理监管法律关系是以权利义务、权力责任为主要内容的管理关系、协作关系和自治关系的总和,其具备法律关系的普遍性特征,同时,又基于土地整理监管的自身特点而具有独有特征。这些独有特征具体通过土地整理监管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显现出来并随其客体之不同而表现各异,进而可从共同体与利益分配机制两方面分析其于立法精神领域的适用,可从规范性法律文件系统化的视角分析其于立法形式领域的适用,可从法律规范设计方面分析其于立法内容领域的适用。

摘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信托对基金的保值增值至关重要,与其他投资工具相比,信托工具有独特的功能优势。体现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与信托在观念与制度层面的契合,并需实践佐证。但学界对此的理论研究尚显欠缺,需要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信托能否以及如何在养老金投资的大环境中运行进行研究,以构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信托的理论框架。立法并未明确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基金在信托中的差异性,导致基金运行过程中欠缺实践路径,因此需要塑造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基金不同的信托模式及运营规则。

摘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改革的方向与政府对其监管的模式紧密相关。传统的正面清单管理模式缺乏灵活性,极大限制了基金的保值增值。简政放权下的负面清单模式遵循"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理逻辑,与全面深化改革的理念相契合,有利于释放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打破束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制度障碍。通过厘清政府和市场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领域的权利边界,健全负面清单运行的制度环境以及相应的风险应对机制,以负面清单模式为突破口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改革具有可行性。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会引发社会生产关系、创新方式、组织结构、运行状态、价值准则的联动变革。在变革过程中也会带来用户数据隐私被侵害,大型科技公司滥用垄断权力,生成内容存在虚假性、误导性、歧视性,难以确定担责主体等具有弥散性和渗透性的社会风险。为此,应当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生命周期内的设计、应用、监管、救济等流程展开结构化、系统化治理。首先,应通过建构应用清单制度,完善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和流通制度,建立数据训练师准入制度,从源头控制相关风险的产生。其次,完善信息内容审查过滤机制,通过技术嵌入方式提升监管机构的参与性和介入性,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展开全流程监管。最后,应通过建构完善的损害救济制度以及二阶责任分配方案,最大限度降低相关损害后果的负面影响。

摘要：当前,我国"营改增"试点扩围正在稳步推进之中。这次改革具有浓重的经济政策色彩。从经济法的角度分析,财税改革应遵循经济法的基本价值与基本原则,同时也与其经济政策目标保持了一致。"营改增"的制度设计应遵循经济公平、经济效率、经济自由、经济秩序的价值要求,以财税法治为完善的手段,在自由与秩序的基础上,在确保实现其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目标的同时,使相关各方的利益分配关系在深层次上得以协调,从而达致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摘要：抵押权价值在于保障债权的优先受偿,其核心为抵押权的实现。抵押权如何实现,直接关系到债权人切身利益的保护和抵押权担保的交易成本。我国现行立法中统一规定了抵押权的非讼实现程序,缺乏满足不同性质抵押权实现之需求的个性化程序规则,加之具体程序模糊不清,使得抵押权实现无法达到真正的高效、便捷、低廉。在域外立法中,多数国家或地区对不同种类担保物权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实现程序。通过对不动产抵押、动产抵押、权利抵押进行类型化考察,针对不同性质的抵押权设计不同的非讼程序规则,对确保抵押权的快速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商业广告出演人,作为商业广告行为的主体,在其行为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时,应当同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等其他的商业广告主体一样承担民事责任。商业广告出演人的民事责任不是违约责任,而是侵权责任。

摘要：生态精准扶贫既是落实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然而,在生态精准扶贫推进过程中,存在法律规范体系尚未建立、行政执法权力运用并不规范、司法监督机制亟需完善、扶贫主体法治意识淡薄等问题,这也是生态精准扶贫实现法治化发展所要面临的现实困境。因此,推进生态精准扶贫法治化,需要顶层设计与地方主导相结合,构建生态精准扶贫的法律规范体系;拓展生态监督体系范围,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约束;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发挥典型案例宣传效益;规范扶贫参与主体的培训流程,提高环保意识与法治意识。

摘要：我国针对纠纷解决的法律规定数量众多,散见于《宪法》、《民法》、《物权法》、《森林管理法》、《土地管理法》等多部法律条文中,并在《森林法实施条例》、《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行政法规及各地依据自身实际专门制定的有关林权纠纷解决的地方性法规与中央部委颁布的部门规章中皆有涉及。但法条的繁多并不意味着涉林纠纷法律体系的完备。与此相反的是,现有林权纠纷法律制度中的部分条文规定还存在缺乏部分法律规定缺乏针对性与明确性以及行政权介入过多,司法力量发挥不足等弊端。对此,应当相应加强立法建设的专门性与权威性。完善制度设计,增强法律规定的务实性与灵活性,借以提高司法的介入性与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