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能源贫困和气候变化是人类可持续发展中相互制约的两大难题,在个人碳排放占比不断增加的背景下,设计兼具改善家庭能源贫困的个人碳减排机制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构建个人碳交易模型,利用中国居民能源消费调查最新公开数据,分析个人碳交易机制对改善能源贫困的作用,并进一步对我国个人碳交易机制中的配额与价格等核心参数进行设计.结果显示,第一,我国部分地区居民的能源贫困问题较为严重,能源贫困发生率及能源贫困强度区域差异较大.第二,个人碳交易机制的实施有助于改善能源贫困,实施个人碳交易机制使样本内八大经济区的能源贫困发生率均下降,并使除东部沿海地区外其他地区的能源贫困强度下降.第三,只有较大幅度地提高碳配额分配中的有偿配额比例,才能有效改善能源贫困;均衡碳价格的提高可以降低全国层面上的能源贫困发生率,但在地区层面上呈现异质性.第四,比较价格与数量两种参数,碳价格调整政策更有利于降低能源贫困发生率,配额调整政策更有利于降低能源贫困强度.本研究为我国未来个人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实施及能源贫困的改善提供了有益参考.

摘要：碳交易试点的开启旨在降耗减排和推动经济绿色发展,而绿色技术进步在促进发展的同时还兼具资源环境约束作用。本文利用2007-2016年中国24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测算了产出有偏技术进步指数并判断其绿色技术进步偏向,进一步检验了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于城市产出有偏技术进步及绿色技术进步偏向是否具有促进作用。研究发现:(1)样本城市的产出有偏技术进步指数总体上大于1,其中东部地区和全国走向较为一致,中西部地区起伏相对较大。(2)从产出偏向来看,全国及东、中、西部城市的产出技术进步偏向非期望产出的比例都超过了50%,且中西部地区的比例高于全国和东部地区,说明绿色技术进步有待进一步优化。(3)碳交易试点的开启促进了城市产出有偏技术进步及绿色技术进步偏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的减排目的。(4)碳交易试点开启会通过抑制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进而促进城市层面产出有偏技术进步。(5)碳交易试点可以通过提高研发投入、优化产业结构、推进金融发展从而促进绿色偏向型技术进步。本文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碳排放交易市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摘要：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进一步凸显了建立一个国内统一市场的重要性。通过对2001-2018年五大城市群内部与城市群之间市场分割水平的测度和比较,发现城市群内部市场分割水平逐渐下降,不同行政区划所带来的边界效应逐渐减弱,但城市群之间市场分割水平较高,提出我国产品市场一体化正从以省界为界限的地区性市场向以城市群为界限的区域性市场演进。对各城市群内部市场分割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和地区市场规模的提升是各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提升的主要动力,对外开放对市场一体化的助推作用不明显,以上因素对五大城市群市场分割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

摘要：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气候与环境治理是实现全球气候与环境目标的必然要求。本文在对“一带一路”沿线81个国家绿色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和分解的基础上,对其收敛异质性、分布特征与内部流动性进行了识别和刻画。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能效水平在考察期内微弱上升,且主要依赖绿色技术进步驱动,中国贡献了能效增长的22%;(2)沿线国家形成2个收敛俱乐部,俱乐部间能效差距在考察期内持续扩大,技术效率改进不足是实现追赶的内在阻力;(3)资本要素对于效率跟随俱乐部而言仍然相对稀缺,劳动力投入过度问题在2个俱乐部内始终较为突出,高效率国家的引领效应十分明显;(4)沿线国家绿色能源效率分布具有很强的持久性,其中只有中国与拉脱维亚在考察期内实现了区间跃升,效率引领俱乐部存在“小群体”分化,有待进一步融合,而效率跟随俱乐部增长趋于停滞,形成两个“中等能效陷阱”。本文研究对于科学认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绿色能源效率水平及其演进规律、探寻提升绿色能源效率的有效路径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摘要：厘清营商环境、政府创新投入同群行为与技术创新间的关系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剖析了地方政府同群偏向的内生机理及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机制,分析了营商环境优化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以我国2008-2017年185个地级市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创新投入行为存在显著的同群偏向性,"行政相邻"下同群偏向强度最高,"地理相邻"下同群偏向强度随着地理半径的增加而衰减;地方政府创新投入同群偏向性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有效抑制地方政府在"经济人"诉求下对财政创新投入配置效率的负面影响,从而提升政府创新投入绩效。因此,应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以规避地方政府决策中的同群偏向性引致的创新投入损失。

摘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县域生态治理直接关系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全局,以及“十四五”时期乃至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因此,县域生态治理对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阐述黄河流域县域生态治理的时代价值,从环境状况、认知水平、支撑能力及保障体系4个方面,剖析黄河流域县域生态治理面临的核心问题,提出黄河流域县域生态治理的5个重点领域,即生态环境保护、环境污染治理、生态环境恢复、生态环境建设及农业绿色发展,从加强顶层设计、推动科技创新、加大资金投入、注重人才培育、建立长效机制、完善政策体系等方面,并系统提出实现黄河流域县域生态治理的对策建议。

摘要：本文首先系统剖析了行政环境优化、偏向性投资与技术创新间的作用机制,其次以我国97个地级市2005-2016年数据为样本,采用动态空间模型(SEM)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偏向性投资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党的十八大后有所减弱;(2)行政环境优化对技术创新具有直接的正向推动作用,党的十八大后有所增强。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3)行政环境优化通过提升地方政府"经济政治人"诉求的机会成本弱化了偏向性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该中介效应可以解释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总效应的8.51%.最后,本研究可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政策启示。

摘要：随着非线性定价在公用事业中的广泛使用,对其参数的政策评估与优化设计成为学术界与政策界均关心的重要问题。本文以我国正在实施的居民递增阶梯电价为例,利用2010-2016年CFPS数据,在识别居民所响应电价类型的基础上,通过门槛模型及Stone-Geary函数对居民递增阶梯电价政策的数量参数进行优化设计。主要研究结论为:(1)由于非线性定价参数的复杂性,价格参数会影响数量参数特征,有限理性的居民用户普遍仅对平均价格响应,数量参数设定时需要考虑用户对复杂定价的认知行为特征;(2)当前全国各省份居民电价参数中的阶梯长度参数偏大,为有效识别用户的差异化特征,需要适当缩短阶梯长度;(3)与现行全国各省份的阶梯数量均为"一刀切"式的3个阶梯不同,各省份的最优阶梯数量存在差异,为2~3个,政策部门需根据本地用户实际情况进行阶梯数量设置。本文为系统评估和优化调整各省份公用事业非线性定价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现实参考。

摘要：通过推导并构建包含生产与生活和空间效应的因素分解模型,利用1980—2015年全国及省际面板数据,量化分析了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生活用能强度和地区经济规模变动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除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之外,生活用能强度降低是持续引领中国能源强度下降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产业结构调整在1985年以后产生了负面影响;地区经济规模变动在2005年之后产生了消极影响。从省际层面看,存在的问题有:新疆的技术水平倒退,内蒙古和海南的生活用能强度上升,多数省市产业结构和经济规模的变动影响消极等。因此,降低中国的能源强度,除了依赖于技术进步和优化产业结构外,还需提高生活部门的用能效率,促进区域经济和能源利用的协调发展。

摘要：后疫情时代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运用非参数方法测算100个样本城市的绿色能源效率,利用价差法估计中国电力交叉补贴的演化,分析工业电价降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2006—2019年电力交叉补贴呈现倒“U”型,各地区的绿色能源效率均值为0.276;(2)电力交叉补贴对能源效率具有负向影响,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3)企业用能成本降低,减少价格扭曲、推动效率提升主要依靠纯技术效率的提升;(4)不同降费阶梯对能源效率、工业产值与GDP增速、碳排放、社会总福利等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因此,提出如下建议:(1)积极采取措施减少环境污染物排放,提升中国的能源效率,特别是纯技术效率;(2)在后疫情时代为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应该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政策;(3)政府应分阶段降低交叉补贴,引入新技术以转变能源利用方式,增强能源科技技术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