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有法度。反腐倡廉党内法规的法治化、体系化、精细化是确保党长期执政、政府廉洁施政的治本之策,也是纵深推进党内法治和政党法治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40年来,党内的反腐倡廉党的法规建设坚持顶层设计与靶向治理一体推进、条文破立与体系完善有机耦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配套联动、"关键少数"与"绝大多数"齐抓共管、纪法分开与纪法衔接协调施展、反面警示与正面倡导辩证共治。经过40年的完善和发展,反腐倡廉党内法规文本逐步规范,体系日趋健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建设,须配套落实反腐倡廉党内法规程序性制度,促进反腐倡廉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无缝衔接,坚持在契合党情、国情、社情中整合逻辑与完善体系。

摘要：[目的/意义]将大数据的特征与功能融入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下称“稳评”),由此提出一种“数据式”稳评模式,旨在对现有稳评质效进行提增,更好地识别和防范因重大行政决策偏误所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方法/过程]分析面向大数据的稳评及其现实意涵,进而逐一检视稳评在数据来源、数据过滤、数据分析、数据应用、数据公开和数据共享等阶段的应用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数据式”稳评的一般建构机理。[结果/结论]提出“数据式”稳评的建构路径,包括扩大稳评数据来源的广泛性,完善过滤、分析和应用稳评数据的技术手段,健全稳评数据信息的公开和共享机制,从而为稳评注入更多的驱动力。

摘要：在清统治者的制度设计中,州县财政与仓政互不相关。咸丰以后,在清政府赋税不断加征的过程中,州县地方财政逐步建立,公局体制得以形成。掌握公局的地方士绅在"以公济公"的名义下,将仓政纳入到州县财政的体系之中,导致具有社区救济性质的社、义各仓的消亡。

摘要：属地管理作为当前我国信访工作的一项法定原则,旨在将信访矛盾处理于源头,化解于基层。基于任务与权能失配、事权与财权分离、责任属地而权力不属地,趋利和避害对人的心理驱动以及行为驱使生成隐性推力,渐次异化为自利与避责后,造成信访属地管理发生偏误。为此,基层政府时常遭遇逆向激励和目标置换的倒逼,“事属地”滥用为“人属地”的执行偏误,条块关系下的权责抵牾等困惑。谋求简约有效的制度修正,有必要理性检视信访属地管理的机制设计。通过对属地管理认知的正本清源,驱动信访由“人情之治”迈向“规则之治”。

摘要：我国城市水务产业引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后在提升行业绩效和服务水平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因政府公共责任缺失、规制指标设计不佳而导致的公共利益受损问题。因应公用事业固有的公益性和资本逐利性的内在冲突,政府水务规制便成为不可或缺的治理工具。城市水务行业PPP模式的政府规制绩效优化建基于公共责任,以公共价值为导向,寻求建构效率与公平合理均衡的政府规制绩效指标体系,体现为重视对规制者的规制,将水务PPP规制绩效作为评估对象;关注对水务企业的准入和市场化过程的规制;从注重效率、效益等经济性指标到注重公平、环境和健康等社会性指标转变。

摘要：重庆医改的失效折射出当前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职能混淆、标准不一、法律缺位的情况下,其政治目的与内在要求往往遭受扭曲,导致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科学上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在政治目的上出现评估与政治相互越界的困境。这种"为防止风险而产生新风险"的困境,无不警示我们需对当前过热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进行冷静思考,对其"科学性"与"政治性"两个方面进行有效的制度设计与法律规制。

摘要：新形势下推进党内法规解释的规范化与法治化建设对完善我国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党内法规解释对填补党内法规漏洞、贯彻党内法规实施、精准党内法规适用以及密切党规国法衔接的价值日益凸显,创新其法治方式、融入其法治精神是实现党内法规规范化与法治化建设目标的微观要义。当前,我国党内法规解释规范化与法治化建设问题明显,存在体例形式混杂和权责归属分散等双重弊端。对此,需要从完善法规政策和优化机制设计两方面入手,规范党内法规解释工作程序与体例并明确其权责归属与监督,以实现党内法规解释规范化与法治化建设目标。

摘要：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社区组织基础上农村水利供给依赖筹资方面的"一事一议"和组织方面的"农户用水协会"两大制度。但在实践中,"一事一议"制度因缺乏强制性而不能克服不交费农户的搭便车问题,而不同性质的水利使农户用水协会的协调与组织成本极高,从而使这两大制度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为此,在当前新农村建设背景下,通过增加国家对农村社会的转移支付,以外部资源来整合农村社区的内部资源,在国家介入与农民合作的双向良性互动中,既建立起合理的农村水利建设成本分摊机制,又夯实农村社会的合作基础,从而真正构建起符合不同区域农村实际情况的农村水利供给制度。